
馮桂芬 [清] 1809 ~ 1874
人物生平
馮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又字景亭(又作景庭),自號鄧尉山人。江蘇蘇州府吳縣(今蘇州)人。清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李承霖榜進士第二人。精歷算、鉤股之學。嘗避兵至上海,總司江南機器製造局添建廣言館事。書宗歐、虞,工行草,疏秀簡逸,別具畦町。著《校邠廬抗議》。卒年六十六。馮桂芬因出生時,正值桂花開放,故得名桂芬。馮桂芬祖輩累世名門望族。到他父親這一代,家中失火,從此一蹶不振。他自幼博覽羣書,通經史,精歷算、鉤股之學,以才學聞名鄉里。自幼聰慧特異,讀書能一目數行。20歲弱冠,補爲縣學的生員。馮桂芬在貧困交加中發憤圖強。年輕時,曾爲該邑縣令記室,兼治錢穀。縣令由於拖欠納糧,要被奪職罷官。他盡力爲縣令爭辯不得,拂衣而去。馮桂芬遇事能深思熟慮,雖然沉默寡言,但是面臨大事、決斷大疑,他就會慷慨激昂,直任不辭。馮桂芬嚴於律己,不輕易與人交往,尚未出仕,已經名重大江南北。
道光十二年(1832)參加鄉試,考取舉人。道光十二年(1833),林則徐任江蘇巡撫時,識拔了素昧平生的馮桂芬,稱他爲「百年以來僅見」的人才,並招入撫署讀書,收爲學生。又參加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禮部試、殿試,欽賜一甲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在道光二十三年,他任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馮桂芬爲廣西鄉試正考官,旋丁母憂,服闋,曾任金陵「惜陰書院」山長。道光二十四年,典廣西鄉試,得士多名宿。道光二十八年(1848),馮桂芬重返京城。
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於南京建都,他則被指派於南京附近的蘇州,協助組織軍隊與太平軍對抗。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下蘇州,兵敗的他前往上海,並繼續參與李鴻章的湘軍以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後並協助李鴻章,以英美兵器經驗自創淮軍。幕僚期間,他完成了政論代表作《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他的主張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被資產階級維新派奉爲先導。俞樾曾經讚揚他「於學無所不通,而其意則在務爲當世有用之學」(《顯志堂集序》)。
清軍奪取蘇、常後,他於同治元年(1862)力請李鴻章奏減蘇南田賦,最後朝廷同意蘇州、松江、太倉三州府減稅三分之一,常州、鎮江府減稅十分之一。章太炎在《訄書·定版藉》中曾予以抨擊。晚年移居木瀆後,在家開修志局,纂修成《蘇州府志》153卷。曾先後主講南京惜陰、上海敬業、蘇州紫陽、正誼諸書院,輿地、算學、小學、水利、農田,皆有講求對當時的河漕、兵刑、鹽鐵等問題尤有研究。論學不爲門戶之爭,能接受資本主義影響,主張「採西學」,「制洋器」。工書法,書宗歐、虞,工行草,疏秀簡逸,別具畦町。馮桂芬後卒於木瀆寓所,葬在天池山北竹塢雞窠嶺,木瀆現闢有「榜眼府第」。蘇州紳民爲他立祠奉祀。在他去世後,光緒九年(1883)《蘇州府志》付梓出版。
學術主張
文學主張
馮桂芬自幼善於寫駢文,未作官時,已經名重江南。他平生好讀書,從未荒廢學業。中年後,他致力於古文辭。學習各種經說,師宗漢代儒家,也以宋代儒家爲老師。除經史外,馮桂芬對其他書也無所不窺,凡天文、輿地、兵刑、鹽鐵、河漕等,全都細心研究,窮思極慮,探求本原,大有撥亂反正的志向。
馮桂芬的文學主張,要求突破桐城派的樊籬。主張「稱心而言」。他在《復莊衛生書》中聲言「不信義法之說」,並針對桐城派所標榜的孔、孟、程、朱的「道統」,指出文雖載道,「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不可著之於文」。又針對桐城派標榜的韓、柳、歐、蘇的文統,指出「長於經濟者,論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議,未必不勝韓、柳;長於考據者,論古之文必佳,貴與《考》序,未必不勝歐、蘇」。明確要求「稱心而言」,擴大散文的思想內容,解放散文的語言形式。他認爲桐城義法是束縛散文創作之例,反對「周規折矩,尺步繩趨」。因此,在他的《校邠廬抗議》中對「於經國大計,指陳剴切」,「凡所陳敷,皆所以救當世之急,在百年前不失爲有識之言。」他的文章「長於持論,而拙於敘事」。體現了鴉片戰爭前後要求打破桐城枷鎖的進步潮流。
馮桂芬文,長於持論,不爲浮詞,以政論文成就最高,往往心細慮周,指陳剴切,氣理暢達。有《校邠廬抗議》40篇,最爲突出,曾被俞樾比作仲長統的《昌言》。如《制洋器議》開頭說:「有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冠發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但其子所編的《顯志堂集》,則將《採西學議》、《制洋器議》等最有代表性的18篇略去,僅收22篇。
秉承顧炎武思想
馮桂芬受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影響,十分尊重敬仰顧炎武。凡抵京城,必前往顧炎武祠致祭。馮桂芬自己相信二種操守:第一,是萬鍾粟千匹馬也不能改變他的節操。年少受貧時他懂得通曉和了解民情,留意民間掌故。第二,是私下自謂:不居人之下,在人們眼裏,他永遠是個文人學士,不以吏事相許,不憑官位對待他人。?
博採衆長
馮桂芬做學問講求以有用爲主,做文章主張沒有空話。他論述改革政治的道理,確實能夠闡明古代先人統治的哲理精神,而鍼砭末流的過失。他曾經寫過四十篇評議,按他自己的說法:「讀書十年,涉歷艱難情僞三十年,間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說、而要以不叛三代聖人之法爲宗旨。」就是說博採衆長而不離代聖人進言的宗旨。
學術成就
思想
馮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啓康、梁,其意義不單單只是「求西學、思變法」的一脈相承,而在於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現代化過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從」。馮桂芬「惟善是從」的思想根基於中國文化中的見賢思齊、剛健有爲的傳統,是從中國文化本土生長出來的、可以導致中國文化與時俱進的極其寶貴的思想,也是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生動體現。
馮桂芬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更加全面地論述了向西方學習問題。他繼承了林則徐、魏源的傳統,肯定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主張學習西方的軍事工業。不過,軍事工業只是他學習的一個方面了。馮桂芬指出「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皆得格物致理。輿地書備山川厄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看到了「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明確提出在農、工業生產中採用機器的主張。究竟夷之長技有哪些?馮桂芬的認識較魏源有較大的進步。他總結出中國五不如夷。除了認識到船堅炮利不如夷外,還認識到「人無棄纔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這裏馮桂芬除了在技術方面外,還提出了「君民不隔」問題,這是很可貴的。馮桂芬提出了「自強攘夷」的主張,他把其主張概括爲「以中國之名教倫常爲原本,輔之以諸國富強之術。」
馮桂芬非常強調中國自己掌握新式技術。他用了一段很精彩的話:「或曰,購船僱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則我之利器。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轉漕,而一日可令我飢餓;以之運鹽,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復溺┅┅借兵僱船皆暫也,非常也。目前固無隙,固可暫也。日後豈能必無隙,固不可常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之爲無弊也。」這裏包含着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學習中必須自己掌握經濟命脈,才能確保獨立的思想。這個思想,對於今天第三世界諸國在同發達國家打交道有借鑑意義。
馮桂芬對清朝的腐敗統治有所不滿,建議改革時政。他重視西方經世致用之學問,主張採用西學、製造洋器,他以中國的倫常名教爲本,輔以外洋諸國富強新術。他的思想理論對洋務派有很大影響,同時也被資產階級改良派奉爲先導。
馮桂芬去世以後,他的治國理論,如:裁減冗員、精製規則、停捐輸、變科舉、廣取士、廢武科、採用西學、製造洋器等等評議,全都被朝廷甄別、採納,大部分得以施行。即使到光緒年間大搞變法,也是要變法而沒能背離他的統治之道。
其它成就
他擅長於書法,以篆書、隸書著稱於世,尤其精於隸書。馮桂芬人品方正,舉止嚴肅,清心寡慾,摒棄安逸。入朝爲官初期,林則徐在江蘇做巡撫,就看重馮桂芬,認爲他是國家的人才。在林則徐編輯西北水利的書籍時,馮桂芬參與編校工作。
他曾經輔佐陶澍,以及作李鴻章的幕僚;建立會防局,調和中外,處於清王朝內外交困之際,馮桂芬是最富治世之才的學者之一。馮桂芬家居遇事奮發,不避勞怨,服官雖僅十年,凡漕河,建學,積儲諸政,以及條議等等皆出其手。他精研算學,賞以意造定向尺,及反羅經,以步田繪圖。馮桂芬著述頗豐,其中《校邠廬抗議》二卷,關於改革腐敗時政的見解,切中要害;顯示了馮桂芬熟諳西洋事務和他的進步思想。因此該書尤爲世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