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庶昌 [清] 1837 ~ 1891
人物生平
同治元年（1862），慈禧太后下詔求言。黎庶昌以廩貢生上《萬言書》，痛陳時弊，盡言改良主張。朝廷降旨以知縣補用，交曾國藩的江南大營差遣。入曾國藩幕，深得信任，黎庶昌隨營6年，與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以文字相交，並稱「曾門四弟子」。曾國藩調任，黎庶昌留江蘇候補，曾任代理吳江知縣、青浦知縣、揚州荷花池榷務等職。
光緒二年（1876）起，中國向各國派遣公使。黎庶昌被薦，先後隨郭嵩燾、曾紀澤、陳蘭彬等出使歐洲，歷任駐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西班牙使館參贊。開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動。
在歐洲5年，遊歷了比利時、瑞士、葡萄牙、奧地利等10國，注意考察各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風情等，寫成《西洋雜誌》一書，成爲清代黔北走出封閉「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光緒七年（1881），摧升道員，賜二品頂戴，派任駐日本國大臣。黎庶昌時年44歲。三年後， 回國丁母憂。十三年服闋，再度派駐日本。光緒十六年，任滿歸國後。
1881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先後兩度以道員身份出任中國駐日本國大臣共6年，凡外事活動，堅持維護國家尊嚴，機敏果斷的處理日本出兵朝鮮事件，維護了中國與朝鮮的宗藩關係。使日期間，保護旅日華僑正當權益，也注重睦鄰友好關係，所受外交禮遇厚重。 爲促進中日友好往來做出了卓越貢獻。離任時，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餞行至數百里外。西方各國使臣嘖嘖稱讚，說這是使臣返國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閒暇之時，黎庶昌廣交日本朝野文士，於春秋佳節，設文酒會，領首詩詞酬唱。詩作輯爲 《黎星使宴集合編》共六集，存日本友好人士90 餘人、中國使館人員及國內人士20餘人酬 唱詩作數百首、文數十篇。黎庶昌的德行文章，深得日本人士敬慕。黎庶昌曾爲日本漢學家藤野正啓作墓誌銘。後黎之趙氏夫人去世，藤野之女藤野真子於日本明治二十四年爲作墓誌銘，情真意切，情同母女。碑刻現存遵義縣。
光緒十七年，黎庶昌任滿回國，任川東道員兼重慶海關監督。曾出資創建雲貴會館，舉辦洋務學堂，培養出國留學人才。三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黎庶昌奏請東渡排難，未能如願。每聞戰事失利，或痛哭流涕，或終日不食，以致一病不起。慨捐廉俸萬金，以酬報國之願。
光緒二十一年，家鄉大旱，黎庶昌會集在渝同鄉捐款白銀二萬兩，購米運遵義賑災。次年，遵義復旱，時黎庶昌已病回故里，闖訊，電請雲貴總督救災，得撥銀2萬兩救濟。
光緒二十三年冬，病逝於禹門沙灘家中，時年61歲。
教育理念
黎庶昌除了在散文創作、古籍整理及外交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之外，頗爲值得稱道的是，他具有與時代同步前進的國際眼光，能夠將自己的見聞對照中國封建體制，提出改革中國封建教育的科學建議，並創辦「新學」付諸實施，可謂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就其在不同時期對待教育的態度而言，大致可分爲「尊崇傳統教育方式、形成教育改革思想、實踐教育改革」三個階段。
黎庶昌作爲來自邊遠地區-貴州的一名文人學士，要想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命運，自然也不可能超脫科舉考試的藩籬。因此，他12歲便師從楊開秀（字實田）先生學習傳統儒學經典文化和科舉應試知識。繼楊開秀先生之後，又師從伯父黎詢（字雪樓，晚號拙史）。雪樓先生曾在外爲官，晚年辭官返家時用薪傣購買了大量古籍帶回沙灘，存於鋤經堂內並開架讓子侄們閱讀，黎庶昌當是受益者之一。加之表兄鄭珍、內兄莫友芝，家兄庶燾、庶蕃，從兄兆勳等的教導、影響，使得他不僅開拓了閱讀視野，更形成了奮發進取、刻苦鑽研的良好品質，爲之後參加科舉考試及向朝廷上《萬言書》（即《上穆宗毅皇帝書》和《上穆宗毅皇帝第二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當時大背景而言，黎庶昌發奮求學的根本動力還是爲了科舉入仕，當時的他還是認同科舉取士這一制度的，所以對於以講授四書五經、以儒學爲 主要內容的傳統教育體制，他還是尊崇的。否則他也不可能以糜貢生的身份千里迢迢遠赴順天參加鄉試。再說，在他家境貧寒時曾遠離家小隻身赴威寧擔任時任威寧州知州顧昆揚（字賦亭）家的塾師，他的教授內容及方式方法當也是圍繞科舉考試內容，因爲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不可能有人聘請違背科舉制度的塾師教育自己的孩子。
因此，可以說黎庶昌26歲之前，亦即《上穆宗毅皇帝書》（1862年）之前，對於科舉取士的制度、對於封建私塾圍繞科舉考試而開設的教學內容還是尊崇的。隨着閱歷的不斷開拓，加之自身及才華橫溢的內兄莫友芝屢次參加科舉考試的失敗，黎庶昌逐步認識到科舉制度埋沒卓越人才之弊端，並因此而引發了他深刻的思考。1862年朝廷頒發求言詔書時，處於落寞潦倒的黎庶昌依據廣大十子之情況及中國時局，以「干犯天威」的膽量，剝繭抽絲般地將當時社會存在的種種弊端陳述出來上呈朝廷，這便是《上穆宗毅皇帝書》。在上書中，黎庶昌明確指出人才對於國家興旺的重要性，同時客觀地指出了科舉考試存在的弊端。
這些大膽的進言，實質上是指出朝廷選拔人才不得其道，是對當時教育制度的理性思考。他還進一步分析了正是因爲科舉考試存在這樣的弊端，才形成了「士不講修齊平治詩書禮樂，而專講小楷時文」的不良風氣，從而向朝廷提出招攬賢才的建議:「講取士之法，寬用賢之格，宏聽言之路延攬天下賢」。
雖然他的這些言論與當時的整個風氣不合，但還是得到了朝廷的認可，被授予官職，但是由於其上司的進諫，他被髮到曾國藩處接受檢查。
後來隨着對封建的教育制度很多切身的體會和出訪外國所見所聞，黎庶昌逐漸形成變革體制、興邦強國的思想，於是他再次上書朝廷，獨抒己見，提出若干改革國策的意見和建議，並創辦學堂將其教育改革之構想付諸實施，在傳統教育基礎上，開設外語、講授自然科學知識，這對於當時處於風雨飄搖中的中國清朝政府及教育情況的實際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
黎庶昌早在《上穆宗毅皇帝第二書》時便已提及在中國開設「絕學」，其時朝廷「洋務派」已經開始掀起「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官方還興辦了「京師同文館」等一批洋務學堂，這些洋務學堂遵循「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指導思想，衝破封建傳統教育中只學四書五經的藩籬，將外國語言文字、自然科學知識、技能等內容納人學堂教育，這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傳統科舉教育制度。
黎庶昌多年出任清廷駐德、意等國參贊和駐日公使，後又返回國內任職，耳濡目染，中外對照，更爲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封建教育之弊端，其對教育的態度理所當然受到洋務運動的影響，因此他不但提出了很多科學的教育理念而且力圖付諸實踐之中。
黎庶昌在出使了西歐諸國並出任駐日公使之後，認真考察、翔實記錄了西歐各國及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情況，編成《西洋雜誌》一書，書中對畫院，競技，學校教育，文化教育等精神生活方面的情形，也都有大量清晰的記寫。鑑於官方創辦的洋務學堂較少且大多集中於京師的實際情況，黎庶昌在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任四川川東兵備道員兼重慶海關監督後，個人出資在重慶創設川東洋務學堂，「聚穎秀之士凡二十人肄業其中，習中文、英文、算學三科」，英語、數學爲主科，聘請飽學且通洋務者爲師，甚至自己親自授課，講解東西洋各國概況或講授古文等傳統文化。
這已經是他上書朝廷建議開設「絕學」三十年之後的事情了，說明他對改變封建傳統教育體制之事是牢記於心、志在必行的，只要有機會，就會具體實施。受洋務運動的影響，加上自身遊歷諸多國家的經驗，他不僅將自然科學引人課堂教學以培養實用人才，而且還在自己開辦的川東洋務學堂裏選拔優秀學生赴倫敦留學，開西南學子留學之先例，川東洋務學堂將算學等內容直接納入課堂教學.是在洋務運動開辦的洋務學堂的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對後來包括京師大學堂在內的一批國立大學的興辦有重要的啓示作用。
隨着教育內容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外語及自然科學、技術等內容先後納人教學範疇，在很大程度上開拓了學生的視野，提高了他們實際操作技能。辛亥革命的『大將軍』、《革命軍》的作者鄒容即肄業於黎庶昌先生在重慶創辦的川東洋務學堂。
外交理念
以文化爲紐帶走出國家
黎庶昌與他同時代的外交官一樣，在時代風雲的推動下，不僅走出貴州的崇山峻嶺，而且走出國門，邁向世界。成爲近代爲數不多的睜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行列中的一員。就清代的外交官當中自郭嵩燾以下，出了不少的洋務派和維新派，如曾紀澤、李鳳苞、薛福成、黃遵憲等。黎庶昌似乎沒有被劃歸什麼派，他的興趣也確乎不在政治、經濟方面。訪書、編書、著書、刻書都是文人學者「當行」的事情。正是這不經意的文事，形成了黎庶昌獨特外交風格——文化外交。即以文化爲紐帶，通過深切體察駐在國情況，瞭解駐在國的文化。在這個基礎上努力做到彼此認同，再以這種認同感爲基礎，與駐在國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誼，以期達到外交目的。
文化外交風格的形成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風格並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也經歷了一個逐步形成發展並且成熟的過程。未出國前，黎庶昌受社會輿論和儒家「夷夏之辯」的影響。視西方各國爲不文明的「夷狄」之邦。在出使西洋過程中，黎庶昌目睹了各國政教民俗、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實況。不僅使他大開眼界，而且逐步消除了視之爲「夷狄」的成見。對其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昌明、科技的發達以及經濟的繁榮，進而產生嚮往傾慕之情。這一時期，黎庶昌以其實際行動來證明了他的文化外交風格。即編撰了《西洋雜誌》形成了文化外交的雛形。而在任日本公使之時，黎庶昌與日本的朝野文士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日本研治漢學的朝野文士對黎庶昌的學問、道德和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能與黎庶昌結識爲榮。紛紛將詩文集請黎庶昌審正，賜序。黎庶昌對日本文士熱情接待，坦誠傾談。與不少人結成了莫逆之交。並從中獲取了一些可貴的外交事務情報。這一時期，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表現得特別成熟而且有實效。
外交風格的締造者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是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作爲這一外交風格的締造者，黎庶昌來說!他自始至終都是以一個文人的姿態充當外交使節。本着「經世致用」的目的，去遊歷西歐各國以及日本。在遊歷過程中，他以一個文人獨有的眼光側重於駐在國的國政民俗、社會生活、交通途徑、風土人情。黎庶昌之所以考察這些，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對於一個文人外交家來說，手中最直接的武器便是對於本國以及他國文化的掌控能力。這樣，就更應該在對待外交事務中掌握駐在國的文化，以期達到相互認同，圓滿地完成外交事務。
文化外交的成功原因
正是這樣一種文人氣質，鑄就了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風格。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風格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其必然原因。
首先，黎庶昌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840年西方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爲了救亡圖存，必須瞭解天下大事，使自己對迅速變化的世界由無知變爲有知。這個大勢就包括世界地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尤其是後者，在內，掌握這一大勢可以試圖使用各種方法。黎庶昌在這種時代的召喚之下，走出國門，爲其創立文化外交風格提供了客觀條件。
第二，就黎庶昌個人來說，他是一位學識淵博，力主「經世致用」的學者。他具備厚重的儒家文化的積累。同時，眼光開闊，極富遠見。他以自己的學術成就和文名得到駐在國的欽佩；以其高尚的品格獲得了駐在國的友情和敬愛。爲其創立文化外交風格提供了主觀條件。
第三，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之所以在歐洲初見端倪，而在日本表現得特別成熟而且有實效。其根源在於西歐文化是與中華文化相互抵制的。對於一種不同於中國文化的西歐文化，黎庶昌只能從最表面，最表象的事物入手。希望掌握其精華，爲我所用。所以黎庶昌首先尊重西歐文化，繼而瞭解西歐文化。在其《西洋雜誌》一書中詳細記載了西歐各國的文化以及風俗，但未與上層建立親密關係，而在與中國文化同宗同源的日本，黎庶昌的文化外交開花結果。日本自漢唐以來，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極大，加之，當時的日本學術文化界仰慕華風的餘溫尚存，這一切都成爲黎庶昌的文化外交產生的土壤。
軼事典故
說起黎庶昌，不得不說起「沙灘文化」，說起「沙灘文化」，就要說說沙灘這個地方。
沙灘位於貴州遵義縣新舟鎮沙灘村，沙灘的得名，來自於村前那條叫安樂江的河流。安樂江顯然不能像大河一樣，有一瀉千里的氣概和大浪淘盡石沙的力量，它只是一條纖秀而碧藍的小河，悠閒地從村前緩緩淌過，於是淘不盡的沙堆積了起來，天長日久便成了一個四面環水的美麗沙島。
在長江上游無數的大支流小支流中，有無數這樣美麗的沙灘，靜靜地睡躺在河流上，或偶有人涉足，感嘆一句，或百年千年無人問津，只是漁翁的稍息之所。可是當一個沙灘有了文化內涵，這個沙灘就不僅僅只是躺在一條自然的河流上，它已經屹立在了人類歷史的長河裏，受萬人矚目。
沙灘是一個神奇的小山村，它後枕子午山，前流安樂江，方圓不過十里，在晚清百餘年間，卻從這裏走出了幾十位着名學者。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西南巨儒鄭珍、莫友芝、黎庶昌是爲「沙灘文化」的傑出代表，被譽爲黔中「清代三賢」。沙灘學者們在文學、經學、書法、音韻訓詁、農學、醫學、考據學等領域精研求索，產生多方面的重大影響。
「沙灘文化」歷史地位的確立，是浙大學子的研究成果。1940年日軍侵佔江浙，國立浙江大學竺可楨率師生西遷貴州遵義辦學到抗戰勝利。在遵義辦學的7年中，浙大史地系教授張其昀、譚其驤、錢穆、張蔭麟、任美鍔等多次到沙灘考察、拜謁三賢故居和陵墓。豐子愷先生也在沙灘作畫多幅，配以詩文，匯刻成《子午山紀遊冊》。浙大學者認爲沙灘曾是全國着名的文化高值區，名動海內外，學術傳承數代，形成了一個成就斐然、影響深遠的文人學術羣體。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將這一特殊地域人文精神及成就的總和命名爲「沙灘文化」。
黎庶昌便是「沙灘文化」傑出的代表之一，早年他師從鄭珍，又入曾國藩幕僚，深得信任，名列「曾門四弟子」。後黎庶昌以參贊和道員身份出使英、法、西班牙、日本等國，開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動。黎庶昌在文化方面的貢獻，除了他的着作《拙尊園叢稿》6卷、《丁亥入都記程》、《西洋雜誌》8卷、《黎氏文集》12種36卷、《孔詩》、《續古文辭類纂》等外，還編印了《古逸叢書》，這部書共26種200卷，是我國早已散佚而流存日本的唐、宋、元、明珍貴古籍。
黎庶昌幾乎周遊了世界，可以說閱盡了人間美景，可在晚年他還是要落葉歸根的，在他心裏，沙灘是最美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