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惺 [明] 1574 ~ 1624
明湖廣竟陵人，字伯敬，號退谷。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歷官南京禮部主事。租秦淮水閣讀史，記其心得爲《史懷》。官至福建提學僉事。其詩矯袁宏道輩浮淺之風，幽深孤峭流於鑱削。與同裏譚元春評選《唐詩歸》、《古詩歸》，以此得大名，時稱“竟陵體”。晚逃於禪。另有《詩合考》、《毛詩解》、《鍾評左傳》、《隱秀軒集》、《名媛詩歸》、《宋文歸》、《周文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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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惺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鍾一貫任武進（今屬江蘇）學訓。萬曆三十八年中（1610年）進士，授行人，掌管詩詣及冊封事宜。次年，他以奉節使臣出使成都；後又出使山東。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再赴貴州，主持鄉試。後遷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調往江南，任南京禮部祭祠司主事，遷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在南京時，鍾惺簡淡自持，於秦淮河畔租一樓屋，伏案讀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輒記之，撰成《史懷》一書，評論古史，「多所發明，有古賢所不逮者」。其爲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研讀史書。喜遊名山大川，曾與林古度同登泰山。天啓初年，鍾惺升任福建提學僉事，他在閩中仍倡幽峭詩風，並且參以禪旨，令人莫測高深，有「詩妖」之名。江南張澤、華淑，閩人蔡復一等，傾心附和，把鍾惺奉爲「深幽孤峭之宗」。不久，鍾惺因喪父，回家守制，竟於天啓五年（1625年）病逝於家，享年五十二歲。卒葬天門縣城南魯家畈（今天門縣李場公社）。至今墓碑尚存。明清時，縣內立有「鍾譚合祠」，坊題「天下文章」四字。遺址在今天門縣人民政府所在地之東。 後人將他的詩文輯爲《隱秀軒集》。
他與同裏譚元春評選唐人詩，作《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的詩，作《古詩歸》，名揚一時，形成「竟陵派」，世稱「鍾譚」。
其一：反對擬古文風。他對明中葉以後盛行文壇的擬古主張加以批駁，指出「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鍾惺《詩歸序》）。他認爲「七子」模擬古人詞句，只不過是「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於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同前)。因而力求改變這種文風，提出「勢有窮而必變」的變革主張（《問山亭詩序》）。
其二：主張詩人應抒寫「性靈」(或「靈心」)。這種「性靈」或「靈心」是「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是「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爲也」（《詩歸序》）。即要在古人詩詞的精神中去尋求性靈。但是，他認爲這種古人的真詩精神是「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於是他自己的作品極力追求孤僻情懷「別趣理奇」即所謂孤懷、孤詣，且誇耀說：「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處。」（《答同年尹孔昭書》）
其三：倡導幽深孤峭的風格。《明史·文苑傳》載：「自宏道矯王、李詩之弊，倡以清真，惺復矯其弊，變而爲幽深孤峭。」鍾惺認爲公安派末端文風俚俗、淺率，企圖以幽深孤峭的風格加以匡救。但他卻走入了另一形式主義極端，往往只顧及字句，忘卻篇章，追求奇字險韻，造成一種艱澀隱晦的風格，以致有些詩句語意不暢，令人費解，如「樹無黃一葉，雲有白孤村」（《晝泊》）等。鍾、譚以這種主張爲標準評選《詩歸》。他們所選唐詩，專取清瘦淡遠一格，衆所推重的李白《古風》、杜甫《秋興》等名篇都不選入，試圖以幽冷來洗「七子」的絢爛，足可見其主張的長、短，利、弊。鍾惺的詩，由於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狹窄，題材侷促，缺乏深厚廣闊的社會內容。不過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遺餘力，有些五古遊覽詩作寫得還相當好。如《經觀音巖》、《舟晚》等，雖有雕鏤之嫌，然寄情繪景，時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臺》、《巴東道中示弟栓》，手眼別出，可見清思。另外,有些詩作對社會現實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體》12首，寫及了「官錢曾未漏漁蠻」的賦稅嚴重情況。
鍾惺記敘、議論、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雋永之作。寫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記》，以生動細膩筆觸描繪了唐代大詩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帶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寫對杜甫的敬仰之情，並寄寓自己的情懷。清溪碧潭，移步換景，體現了竟陵派「孤行靜寄」的情懷和個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風格。此外《遊五夷山記》也是此類作品。他的敘議小品《夏梅說》，巧妙地從時令變化，引出賞梅、詠梅人的冷熱，進而揭示人情世態的寒暖；對「趨梅於冬春冰雪者」的趨炎附勢風氣給予嘲諷和批判，構思立意較爲新奇。文藝短論《題魯文恪詩選後》（之二）主張詩文創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反對「多多益善」粗製濫造。並將文章分爲三等：「選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
總之，鍾惺詩文主張反擬古，主性靈，有積極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風，對傳統散文有所突破，與公安派一樣，對晚明小品文的大量產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其狹窄的題材及情懷，艱澀幽冷的語言及文風，無疑也束縛了他在創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將「公安」、「竟陵」之作列爲禁書，詆譭排擊甚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