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時曾從師陳傅良。兩人是同鄉，志趣相投，且都負文名。一時「聲價喧踊，老舊莫敢齒列。」十八歲時，應禮部試，考取第一名。後幾次選拔，文皆過於師。
一回孝宗親自策士，擬將幼學列爲首選。廷對時，這位初生之犢卻說，「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孝宗看罷四個「將難」對策，心中不悅，宰相虞允文尤惡之。幼學遂而下第，遣爲廣德軍教授。
過了幾年，當時執政薦他入朝，孝宗也答應，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答，「孟子云，『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孝宗佇思良久慨然道，「今壯矣，可行之已。」即授予敕令所刪定官。幼學入朝，適溫州大水，爲解百姓之困，上疏請求賑濟，朝廷從之。
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授武學博士。逾年升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又過數年，寧宗即位，幼學得器重擬要進擢。時宰相韓侂冑用事，爲排除異己，施行「僞學」之禁。蔡幼學與朱熹、陳博良、葉適等五十九人，盡入「僞學」查禁之列，「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幼學見京中朋類將散，自己也被羅織，便力求外補。遂而特除提舉福建常平，外放至福建。當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諮訪，又被御史劉德秀劾罷，任閒職凡八年。
嘉泰二年，「僞學」之禁漸弛，幼學起如黃州。旋又召爲吏部侍郎，再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權中書舍人。中書舍人爲六房（吏、戶、禮、兵、刑、工）承辦文書和起草詔令官員，位較重。侂胄誅後，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劾，竄黜尤衆，號稱職。嘉定間，幼學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旋又進福建路安撫使。在任關切民瘼，敢爲民請命。當時提舉司命令百姓以田高下藏新會子，若不如令，便要抄沒其資產。新會子是紙幣，因濫發而價值大跌，同時又不能作交納賦稅用。幼學憤然，「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要求罷去這坑民之苛令。
清代蘇廣蘅塘退士孫洙選編的《唐詩三百首》裏沒有一首瑞安人的詩，但是，晚清大詞家朱孝臧(祖謀)編的《宋詞三百首》裏卻有溫州瑞安人的作品，它便是蔡幼學的《好事近·送春》。這也是該書中惟一入選的瑞安籍作者的詞。
蔡幼學不但是永嘉學派的重要人物和南宋時力主抗金的愛國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頗有成就的文學家，但爲其在學術上和政治上的光輝業績所掩蓋，他在《宋史》中被編入《列傳·儒林》之目。因此，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雖然他的散文、詩、詞都寫得很好，很有自己特色，但保存下來的文學作品卻非常少。他的《育德堂集》、《西坦集》早就失傳。現在我們能讀到的只有五言的古體和律詩6首，及被朱孝臧編入《宋詞三百首》裏的《好事近》詞一首。
從這些被保留下來的7首作品中，我們可以窺見蔡幼學的詩風樸實，平易近人，不刻意雕琢，無豔麗虛浮之辭。他雖與「永嘉四靈」處於同一個時代(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又生活在溫州地區，但詩風與「四靈」迥異，而又與「江西詩派」不同。他寫詩不獵奇，不立異，不用典故，不發議論。現存的6首詩和1首詞都是用白描手法，平易的語言，記述眼前之情之景，能於細微處寫出大自然的美麗和人性的善良和純真。孫鏘鳴在他的《東嘉詩話》中說「蔡幼學之詩『沖和粹雅』，置之《止齋集》中，亦不能辨。」的確，筆者也覺得他的詩風受其業師陳傅良影響很大。
其次也可以發現蔡幼學詩詞的思想內容是健康向上的，處處體現出儒家面對現實的入世觀念。正如葉適在《蔡幼學墓誌》中所寫的：「公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豔之作。既長，益多闡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悽爽不道也。」其詩在寫景中常閃耀着哲理光輝，抒情中不忘勉勵之語。譬如他的《早至湖心小園》的這首五言古詩：「涼月在木末，我行出林坰。林坰何所事，愛此朝氣清。池荇浥風露，灑灑醉夢醒。來禽俯清泚，相照臉色赬。悠然到瓜田，鉤蔓亦軒騰。萬物鹹得宜，吾生亦何營。」本來是記遊寫景之作，但經過他的筆觸，卻使人們看到的萬物都呈現了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生機盎然，引人奮進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