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 [清] 1852 ~ 1924

古文家，翻譯家，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人。 林紓少孤家貧，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旁聽，感動過私塾教師。自言「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二千餘卷。林紓崇尚程朱理學，自言讀程朱二氏之書「篤嗜如飫粱肉」，但卻又能看清「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的虛僞。 林紓性情急躁，思想屬保守派，與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如陳獨秀、胡適等人意見相左。其實林紓並不反對白話，他還寫過白話詩，他只是反對盡廢古文。林紓稱胡適是「左右校長而出」的「秦二世」。不過胡適對林紓的成績仍有正面的評價，《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文中提到：「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的小說。古文裡很少有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因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周作人指出：「他介紹外國文學，雖然用了班、馬的古文，其努力與成績絕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實說，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於外國文學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經很模仿過他的譯文。」亞瑟·威利評論說：「狄更斯……所有過度的經營、過分的誇張和不自禁的饒舌，（在林譯裡）都消失了。幽默仍在，不過被簡潔的文體改變了。狄更斯由於過度繁冗所損壞的每一地方，林紓都從容地、適當地補救過來。」 琴南不諳外語，不能讀外國原著，只能「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後來他與王壽昌、魏易、王慶驥、王慶通等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曾筆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臘、日本和西班牙等國的作品。林紓譯書的速度極快，他自己曾經形容「耳受手追，聲已筆止」，當然也有不少誤譯，評價毀譽參半，林紓自己也把責任推掉：「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達，即有訛錯，均出不知」。甚至把許多極好的劇本，譯成了小說，鄭振鐸曾指出：「如莎士比亞的劇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紀》、《亨利第六》、《凱撒遺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譯得變成了另外一部書了。」林紓與魏易合作完成美國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公元1901年），他在書前的「例言」說：「是書開場、伏脈、接筍、結穴，處處均得古文家義法」。 林紓一生著譯甚豐，共譯小說超過213部，翻譯小說最多的是英國哈葛德的作品，其他還包括有莎士比亞、笛福、斯威夫特、蘭姆、史蒂文森、狄更斯、司各特、科南·道爾、歐文、雨果、大仲馬、小仲馬、巴爾扎克、伊索、易卜生、托爾斯泰等名家的作品。稿酬如潮，他的好友陳衍（石遺）戲稱他的書房是「造幣廠」。根據錢鍾書的觀察，在譯完《離恨天》（Paul et Virginie,公元 1913年）之前，林譯本十之七八都很出色，後期的譯筆逐漸退步，無甚趣味。

人物生平

　　林紓自幼嗜書如命，五歲時在私塾當一名旁聽生，受塾師薛則柯的影響，深愛中國傳統文學，從此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但由於家境貧寒、且遇亂世，他不得不爲生計終日奔波。閒時他也不忘苦讀詩書，13歲至20歲期間校閱殘爛古籍不下兩千餘卷。

　　1882年對於林紓來說是關鍵而又具轉折性意義的一年——從一個窮秀才一躍成爲江南赫赫有名的舉人。在擺脫貧困窘境的同時，他廣結師友、飽讀詩書。愛國心切的他，雖已過而立之年，卻不辭辛苦，七次上京參加禮部會試。原本一心報效祖國的林紓「七上春官，屢試屢敗」因而從此絕意於仕途，專心致志地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紓捧着《閩中新樂府》和讓洛陽「一時紙貴」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開始了他遲來且豐碩的著譯生涯。然而，林紓涉入譯界卻是極爲偶然的事，他的譯作如此暢銷也在意料之外。當時恰逢林紓母親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壽昌等幾位好友爲幫林紓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譯書。林紓起先再三推脫，最後才接受了這一請求。《巴黎茶花女遺事》得到國人相當的認可，從某種程度上激勵着林紓沿着翻譯文學作品的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之後短暫的27 年生命裏，他不僅用一腔愛國熱血揮就了百餘篇鍼砭時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筆完成了《畏廬文集》、《諷喻新樂府》、《巾幗陽秋》等40餘部書，成功地勾勒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人生百態；而且在不諳外文的特殊情況下，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合作翻譯了180餘部西洋小說，其中有許多出自外國名家之手，如英國作家狄更斯著的《大衛·科波菲爾德》、英國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俄國托爾斯泰著的《恨縷情絲》，西班牙塞萬提斯的《魔俠傳》，法國森彼得的《離恨天》，英國司哥特著的《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笛符著的《魯濱遜漂流記》等。這些西洋小說向中國民衆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它們牢固地確立了林紓作爲中國新文化先驅及譯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紓被公認爲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斗，並留下了「譯才並世數嚴林」的佳話。

思想變化

　　戊戌維新前，林紓在福建每天和友人談新政，作《閩中新樂府》50首，反映了他當時的進步思想。像《村先生》、《興女學》等，主張改革兒童教育，興辦女子教育，宣傳愛國思想：「今日國仇似海深，復仇須鼓兒童心。」（《村先生》）這種宣傳愛國的精神，在甲午中日戰爭後更有發揚，像他所作《徐景顏傳》，就表揚海軍的爲國犧牲。

　　林紓後來思想轉向保守，跟他始終主張維新、忠於清光緒帝的立場有關。辛亥革命後，他在《畏廬詩存·自序》裏說，"革命軍起，皇帝讓政。聞聞見見，均弗適於餘心」，「惟所戀戀者故君耳」。他雖然沒有在清朝做官，卻十謁光緒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國後，他和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相繼離開北京大學，並攻擊革命家章炳麟爲"庸妄鉅子，剽襲漢人餘唾」，「意境義法,概置弗講」（《與姚永概書》）爲桐城派張目。五四運動中，《新青年》雜誌提倡以白話代文言，發自北京大學。林紓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稱：「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從保守轉到反對「五四」新文學運動。

學術主張

　　林紓少孤，自雲「四十五以內，匪書不觀」。十一歲從同裏薛錫極問古文辭，讀杜詩、歐文務於精熟。自十三齡至於二十，「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校閱古籍不下二千餘卷。三十一歲結識李宗言，見其兄弟積書連楹，一一借讀且盡。非但經、子、史籍，凡唐宋小說家言也無不蒐括。後由博覽轉爲精讀。對生平所嗜書，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

　　林紓崇尚程、朱理學，讀程朱二氏之書「篤嗜如飫粱肉」，卻能揭露「宋儒嗜兩廡之冷肉，凝拘攣曲局其身，盡日作禮容，雖心中私念美女顏色，亦不敢少動」的虛僞性，嘲笑「理學之人宗程朱，堂堂氣節誅教徒。兵船一至理學懾，文移詞語多模糊」。他維護封建禮教，指責青年人「欲廢黜三綱，夷君臣，平父子，廣其自由之途轍」，還說「蕩子人含禽獸性，吾曹豈可與同羣」，又敢把與封建禮教不相容的《迦茵小傳》整部譯出。嚴復《甲辰出都呈同裏諸公》詩云：

　　孤山處士音琅琅，皁袍演說常登堂。

　　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

　　林紓的古文論，以桐城派提倡的義法爲核心，以左、馬、班、韓之文爲「天下文章之祖庭」，以爲「取義於經，取材於史，多讀儒先之書，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滅之光氣」。同時林紓也看到了桐城派的種種弊病，反對墨守成規，要求「守法度，有高出法度外之眼光；循法度，有超出法度外之道力」。並提醒人們，「蓋姚文最嚴淨。吾人喜其嚴淨，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專於桐城派古文中揣摩聲調，「亦必無精氣神味」。他認爲學桐城不如學左、莊、班、馬，韓、柳、歐、曾。並以爲在學習中應知變化，做到能入能出。「入者，師法也；出者，變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