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亶在烏臺詩案的表現歷來成爲他人生的污點。舒亶的行爲固然有「過頭」之處,特別是將蘇軾的一些詩句與文章「上綱上線」,確實有悖「君子之道」,爲後世所鄙視。但是,他與蘇軾主要是由於政見與觀念不同而導致的矛盾。蘇軾看到了新法實行中的弊端,看到了變法帶來的混亂,因此以詩歌形式表達他的意見。而舒亶積極贊成並參與變法,且性格執拗,在他看來,蘇軾雖名高天下,但反對變法、詆譭皇帝就是大罪,就是犯法。
此外,彈劾張商英一事,也反映出舒亶類似的文人品性。張商英是新黨的重要人物,爲四川新津人,與舒亶同爲新黨中的王(安石)黨30人之列,是有恩於舒亶的同黨中人。據《宋史》記載,這位權重位高的新黨領袖人物,給了舒亶一封信,並將女婿的文章讓舒亶指點,結果舒亶不僅不予指點,而且「恩將仇報」,將張商英的信和女婿文章送到皇帝那裏,並彈劾張商英以宰輔之重干擾諫官的工作。結果張商英被免職貶爲江陵稅官。世人由此認定舒亶是恩將仇報的奸人。
據歷史資料研究與分析,這件事很可能是《宋史》作了假。《宋史》爲元脫脫主編,在二十四史中差錯最多,特別是有關舒亶的主要材料取自《邵氏見聞錄》,而此書是邵伯溫所作,邵伯溫是一個充滿偏見並偏執的舊黨人物,因而此書對新黨人物的記載就極不真實。好在同一時代的文獻《東軒筆記》記載了這件事,其過程相似,但原因卻完全不同。
原來張商英要女婿在科舉考試中順利中舉,就想借用舒亶之力,所以寫信暗示,另送文章給他以作聯絡。讓張商英想不到的是,舒亶因品性使然,不想因私情而讓「有關部門」幫助,從而失去其監察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所以他在奏書中寫上自己的反感。最後張商英的這種行爲受到懲處。
敢作敢爲的舒亶被連續委以重任,朝中大臣多怕他彈劾,一些朝官對以舒亶爲首的御史臺也多有不滿。《宋史》載:「舉劾多私,氣焰薰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多私」未必,但這個時期的舒亶意氣飛揚倒很可能是事實,因爲他正處在仕途的黃金時期。但由於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
元豐六年,任翰林的舒亶因論奏朝廷錢糧等事與尚書省產生矛盾。也許是神宗爲了平衡新舊兩黨的力量,發話說:「身爲執法而罪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舒亶就這樣被罷免了。儘管以「微罪」罷免,但朝廷一片歡呼,因爲對朝官而言,少一個比較會「尋麻煩」的人畢竟不是壞事。當時對此事的記載是「雖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
舒亶黯然回鄉,遷居鄞縣。那一年他僅42歲,正是人生的黃金時期。於是他遷居於鄞縣的月湖畔,名其居曰「懶堂」,一個「懶」字,很可能蘊含着他心中的憤懣與不平?自此後終神宗一朝,沒有再被起用。直至紹聖元年,53歲的舒亶才被起用爲官,後爲朝廷帶兵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叛,鞏固地方統治。崇寧二年,舒亶生病死於軍中,終年6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