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栻 [宋] 1133 ~ 1180
後代
張栻後裔繁多，現湖南漣源（原安化縣）白楊、衝頭、馬頭、大範等張姓大多爲張栻之第七世孫張萬全之子伯瑛、叔瑛、季瑛（張汝誠）、琨瑛、玉瑛、仲瑛、孟瑛、金瑛之後。每年在農曆6月30日季瑛公生辰日，此支張姓後裔均會在白楊進行祭祖活動。
另一支世系爲張栻（南軒先生）——張焯——張明義——張翔——張庚——張忠志——張萬四（字登龍，又字秀成）——張夢鬆——張國輔——張文遂——張良臣。今有張良臣之子必文、必慶、必達、必遇、必勝、必祿、必全、必賢、必才、必亮、必明、必照、必興等十三人之後裔，現廣泛分佈於湖南之邵陽、洞口山門、衡陽、婁底、湘潭、四川之德陽、廣漢新華、中江興隆、什邡、綿竹仁聖宮、三臺新魯鎮、資中大有鄉、威遠、瀘州以及重慶、貴州等地區，此支後裔時常在清明時節致祭寧鄉、綿竹之祖墓。
介紹
教育思想
辦學指導
在辦學指導思想方面，主張以「成就人材，以傳道濟民」爲方針。他在《嶽麓書院記》中指出：「豈特使子羣居佚談，但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材，以傳道而濟斯民也」。這既是張爲嶽麓書院制定的辦學方針，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舉取士制度以後，學校便成了科舉的附庸，辦學也就是爲了科舉取士。兩宋官學的弊端正表現在士子們「爭馳功利之末」，以「異端空虛之說」爲是，而以「事天保民之心」爲非。張的上述主張便是針對這種弊端而提出來的。其一，他明確提出辦學不是爲了科舉，不能「爲決科利祿計」；其二，提出「亦豈使子習爲言語之辭之工」，意即反對學校以綴輯文辭爲教，而應注重學生的操行培養；其三，提出辦學的根本目的是「傳道濟民」，學校要爲社會培養經國濟世的人才。
教學程序
在教學程序方面，主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張在《邵州復舊學記》中精煉地對教學程序進行了概括。即：對學生首先灌輸「小學」、「六藝」的教育，通過「灑掃應對」之類的日常鍛鍊，履行弟子職責，「習乎六藝之節」，參與各種儒家祭祀和實踐活動；再加以「絃歌誦讀」，使學生學習達到高級階段；然後再研修深造，進入《大學》所指的格物致知階段。這套教學程序實際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識教育的範圍，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養也囊括進去了。重視學生的品德培養是張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
教學內容
在教學內容方面，強調以儒家經典爲教學的基本教材。張爲嶽麓書院親自編寫了教材《孟子說》，他在其序中說：「學者潛心孔孟，必求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在中國封建社會，培養人才有賴於儒學，儒學的振興則依賴於人才的培養，二者互爲依託，缺一不可。張把官場腐敗歸咎於儒術不興，所以他一方面批評「今日大患，不悅儒學」，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訓導諸生「先於明義利之辨」。
具體方法
在教學具體方法方面，主張循序漸進、學思並進和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認爲學習必須循序漸進，即所謂「學者之於道，其爲有漸，其進有序。」他又說《中庸》論誠之道，其目的有五：學、問、思、辨、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弗措」就是要循序漸進，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在學與思的關係上，張主張「學恩並進」，而不能偏廢任何一方。他說：「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這種「學思並進」的思想顯然與陸九淵的「只思不學」是絕然相反的。張還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張雖極力推崇儒術，但不主張囫圇吞棗、盲目追從。他說：「所謂觀書，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在。如其可取，雖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
知與行的關係
在知與行的關係方面，主張「知行併發」。張栻認爲知和行二者的結合是教學必須貫徹的重要原則和方法。他在《論語解·序》中指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知行屬於同一個認識過程，二者相即不離，行必須以知爲指導，而知有損行而深化，知可促進行，行亦可促進知。張的這種知行觀顯然要比朱熹的「知先後行」論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論高明得多，同時也成爲明清之際王夫之進一步提出「行先知後」的唯物主義知行觀的理論先導。張的知行觀反映在教學上是主張學爲了實用，他最反對「循名亡實之病」，批評那種「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的學風。
影響
在張栻的影響下，湖湘弟子把重視「經濟之學」作爲「踐履」的重要標準。他在嶽麓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弟子，成爲湖湘學派的中堅力量。李肖聃《湘學略》說：「南軒進學於嶽麓，傳道於二江（靜江和江陵），湘蜀門徒之盛，一時無兩」。《宋元學案》中介紹南軒門人及再傳弟子，成器者達數十人。其中有「開禧北伐」功臣吳獵、趙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鯁之臣」彭龜年，組織抗金、「銳志當世」的遊九言、遊九功兄弟，善於理財，整頓「交子」（紙幣）卓有成效的陳琦，「光於世學」的理學家張忠恕等。他們都是張主教嶽麓時的學生，被稱之爲「嶽麓鉅子」，他們真正踐履了張拭的「傳道濟民」的理想，其學術和政治活動使湖湖學派更加流光溢彩。
黃宗羲曾評價張栻的思想是「見識高，踐履又實。」正是這種思想，對後世學風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明清到近代，長沙及整個湖南地區在湖湘學派教育背景下，產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這是一個令人驚歎而又深思的歷史現象。
評價
張栻理學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頤《太極圖說》，以「太極」爲萬物本原，主張格物致知，知行互發。在知行關係上他認爲「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論語解·序》）。曾創建善化（今長沙）城南書院，主持嶽麓書院，並先後在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極一時之盛。其弟子胡大時、彭龜年、吳獵、遊九功、遊九言，皆爲湖湘學派之鉅子。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爲伍，力主抗金，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於程朱而又異於陸學。
朱熹稱其「學之所就，足以名於一世」，並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說：「餘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餘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宋元學案》作者黃宗羲稱理學中「湖湘學最盛」。教育方面寫有大量學記，提出辦學的主張，說「豈特使子羣居佚談，但爲決科利祿計乎？豈特使子習爲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 道而濟斯民也」。評價張栻的思想:「見識高，踐履又實。」(《宋元學案·南軒學案》）。反對學校成爲科舉的附庸，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去教育和培養修齊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方。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子之禮，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侖之間，優遊於絃歌誦讀之際」。認爲學習必須循序漸進，「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反對學習上的好高騖遠，在學與思的問題上，主張「學思並進」，在其主教嶽麓書院期間，以此躬行實踐，影響甚著。陳亮則曰：「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爲一代學者宗師。」（《陳亮集》卷21）。全祖望則雲：「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如彭忠肅公之節概，二遊、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鉅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學弱於朱子乎！」（《湘學略·嶽麓學略第五》）。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宋史·道學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