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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暮春時節，眺望江面，風雨連天。篷蔽的茅屋裏，燭燈明滅，悄無人言。連樹林裏的黃鶯都停止了鳴叫，惟有杜鵑，在月夜裏孤苦哀啼。
啼聲越來越遠，帶着深深的漆黑的影子，驚醒了我的夢，讓人清淚欲灑。年已半百，一畸零人，漂泊在孤旅的路上，想那隻故園的杜鵑，帶着故園的山水，讓我不堪聽聞矣。
注釋
杜鵑：鳥名，又稱“杜宇”、“子規”、“鶗鴂”、“怨鳥”。傳說古蜀國王，名“杜宇”，號“望帝”，禪位於開明之士，隱於西山，死後，其魂化爲杜鵑鳥。啼聲哀苦，每至血流於喙。
蓬窗：猶蓬戶，即編蓬草爲窗，謂窗戶之簡陋。《莊子·讓王》：“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櫃。”宋劉克犀《打夕詩》：“蓬窗亦有精勤士。”《剪燈新話·至正妓人行》：“土炕蓬窗愁寂夜，挑燈快讀解愁頤。”皆可證。
春晚：即晚春，暮春時節。
杜宇：即杜鵑。
深枝：樹林深處的枝條。
故山：故鄉的山林，即故鄉。
羈旅：寄居他鄉。羈，停留。
序
《鵲橋仙·夜聞杜鵑》是宋代詞人陸游的所作的一首詞。詞作圍繞“夜聞杜鵑”，以敘述的口吻，描述杜鵑夜啼的情景和氛圍，突出詞人宦遊生活中的孤獨愁緒。整首詞深沉凝重，悽切悲涼。
賞析
杜鵑，在蜀也是常見的暮春而鳴。它又名杜宇、子規、鵜鴂，古人曾賦予它很多意義，蜀人更把它編成了一個哀悽動人的故事。（《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因此，這種鳥的啼鳴常引起人們的許多聯想，住在蜀地的文士關於杜鵑的吟詠當然就更多，杜甫入蜀就有不少這樣的作品。陸游在成都時的心情本來就不大好，再加上他“夜聞杜鵑”，自然會驚動敏感的心絃而思緒萬千了。
上片描述杜鵑夜啼的情景。詞人從景物寫起：“茅檐人靜，蓬窗燈暗，春晚連江風雨。”“茅檐”、“蓬窗”指其簡陋的寓所。當然，陸游住所未必如此，這樣寫無非是形容客居的蕭條，讀者不必拘執。在這樣的寓所裏，“晻晻黃昏後，寂寂人定初”，坐在昏黃的燈下，他該是多麼寂寥。同時作者想象出“連江風雨”、“蕭蕭暗雨打窗聲”。其愁緒便躍然紙上。“林鶯巢燕總無聲，但月夜、常啼杜宇。”這時他聽到了鵑啼，但又不直接寫，而是先反襯一筆：鶯燕無聲使得鵑啼顯得分外清晰、刺耳；鶯燕在早春顯得特別活躍，一到晚春便“燕懶鶯殘”、悄然無聲了，對這“無聲”的怨悱，就是對“有聲”的厭煩。“總”字傳達出了那種怨責、無奈的情味。接着再泛寫一筆：“但月夜、常啼杜宇。”“月夜”自然不是這個風雨之夜，月夜的鵑啼是很悽楚的——“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李白《蜀道難》）——何況是此時此境呢！“常啼”顯出這刺激不是一天兩天，這樣寫是爲了加強此夜聞鵑的感受。
下片是寫夜聞鵑鳴的環境，着重於氣氛的渲染。杜鵑，又名杜宇，這種傳說中古代蜀帝靈魂的鳥，常在夜間啼叫，其聲淒厲悲涼，往往觸發旅人思鄉之情。杜鵑這種“悲鳥”，在這種環境氣氛裏啼鳴，更加使人感到愁苦不堪。接着下片就寫愁苦情狀及內心痛楚。
“催成清淚，驚殘孤夢，又揀深枝飛去。”這杜鵑竟然可以在發出鳴叫，催成詞人幾行清淚，驚殘他一枕孤夢之後，又揀深枝飛去。“孤夢”點明：客中無聊，寄之於夢，偏又被“驚殘”。“催成清淚”，因啼聲一聲緊似一聲，故曰“催”。就這樣還不停息，“又揀深枝飛去”，繼續它的哀鳴。“又”，表明作者對鵑夜啼的無可奈何。杜甫《子規》寫道：“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客中愁悶時那能聽這啼聲，可是那杜鵑卻似故意追着人飛！這裏寫的也是這種情況。鵑啼除了在總體上給人一種悲悽之感、一種心理重負之外，還由於它的象徵意義引起人們的種種聯想。比如它在暮春啼鳴，使人覺得春天似乎是被它送走的，它的啼鳴常引起人們時序倏忽之感，如《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同時，這種鳥的鳴聲好似說“不如歸去”，因此又常引起人們的羈愁。所以作者在下面寫道：“故山猶自不堪聽，況半世、飄然羈旅！”“故山”，故鄉。“半世”，陸游至成都已是四十九歲，故說半世。這結尾的兩句進一步表明處境，生髮感慨，把他此時聞鵑內心深層的意念揭示出來了。在故鄉聽鵑當然引不起羈愁，之所以“不堪聽”，就是因爲打動了歲月如流、志業未遂的心緒，而此時作客他鄉更增加了一重羈愁，這裏的“猶自……況”就是表示這種遞進。
縱觀全詞，作者先繪景，渲染氣氛，再用對比托出杜鵑夜啼，接着寫啼聲引發的感受，最後通過聯想，表達人生的感慨。可謂結構細密，層次分明。
陸游
宋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字務觀，號放翁。陸陶山孫，陸宰子。少有文名。年十二能詩文，以蔭補登仕郎。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兩浙轉運司鎖廳試第一，以秦檜孫塤居其次，抑置爲末。明年禮部試，主司復置前列，因論恢復，爲檜黜落。檜死，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始爲福州寧德主簿（清乾隆《寧德縣志·卷三》）。紹興三十年（1160年），力除敕令所刪定官（《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八十五》）。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遷大理寺司直（《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一》）兼宗正簿。宋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賜進士出身（《宋會要輯稿·選舉九·十九》）。因論龍大淵、曾純甫招權植黨，出通判建康府。乾道元年（1165年），改通判隆興府，以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説張魏公用兵論罷。乾道六年（1170年），起通判夔州（《渭南文集·卷四十三·入蜀記》）。乾道八年（1172年），應王公明辟，爲四川宣撫使幹辦公事。其後曾攝通判蜀州，知嘉州、榮州。淳熙二年（1175年），范石湖帥蜀，爲成都路安撫司參議官（《渭南文集·卷十四·范待制詩集序》）。淳熙三年（1176年），被劾攝知嘉州時燕飲頹放，罷職奉祠，因自號放翁。淳熙五年（1178年），提舉福建路常平茶監（《省齋文稿·卷七·送陸務觀赴七閩提舉常平茶事》）。淳熙六年（1179年），改提舉江南西路（《渭南文集·卷十八·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以奏發粟賑濟灾民，被劾奉祠。淳熙十三年（1186年），起知嚴州（淳熙《嚴州圖經·卷一》）。淳熙十五年（1188年），召除軍器少監。宋光宗即位，遷禮部郎中兼實録院檢討官，未幾，復被劾免（《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十二·五十四》）。閑居十餘年。宋寧宗嘉泰二年（1202年），詔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祕書監（《南宋館閣續録·卷九》）。嘉泰三年（1203年），寶謨閣待制致仕。開禧三年（1207年），進爵渭南縣伯。嘉定二年（1210年）卒，年八十五。放翁畢生主張抗金，收復失地。與尤遂初、楊誠齋、范石湖並稱爲「南渡後四大家」。工詩、詞、散文，亦長於史學，著作繁富。今存詩九千餘首，其詩內容極爲豐富，風格雄渾豪放，多沈鬱頓挫，感激豪宕之作，亦不乏清新之作。詞作量不及詩篇，但亦富氣吞殘虜之概。楊升菴謂「放翁辭，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著有《渭南文集》五十卷，《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南唐書》、《老學菴筆記》等。生平見《宋史·卷三百九十五·陸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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