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
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真珠始是車。
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
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蒼梧哭翠華。
拼音
所属合集
譯文
縱覽歷史，凡是賢明的國家，成功源於勤儉，衰敗起於奢華。
爲什麽非要琥珀纔能作枕頭，爲什麽那鑲有珍珠纔是好坐車？
想要遠行，卻沒遇見千里馬，力單勢孤，難以拔動蜀山猛蛇。
有幾人曾聽過舜帝的南風歌？衹有在蒼梧對翠華蓋哭泣份兒。
注釋
歷覽：遍覽、逐一地看。
奢：享受。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句：《韓非子·十過》：「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
琥珀：松柏樹脂之化石，有淡黃、褐、紅褐諸種顔色，透明，質優者可作飾物。以琥珀作枕稱琥珀枕。
眞珠車：以眞珠照乘之車。眞珠，即珍珠。《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梁王自夸有十枚徑寸之珠，枚可照車前後各十二乘。」
「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眞珠始是車。」句：「琥珀枕」與「眞珠車」皆借以喩唐文宗父兄唐穆宗、唐敬宗之奢侈；「何須」與「豈得」言唐文宗勤儉不奢。
運去：指唐朝國運衰微。
靑海馬：龍馬，以喩賢臣。《隋書·吐谷渾傳》：「靑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靑海聰馬。」按亦稱靑海龍孫。
蜀山蛇：據《蜀王本紀》載：秦獻美女於蜀王，蜀王遣五丁力士迎之。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之，山崩，五丁皆化爲石。劉向《災異封事》：「去佞則如拔山。」此以喩宦官佞臣。
預：與，意指聽到。
南薰曲：即《南風》。相傳舜曾彈五絃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大治。其詞曰：「南風之燕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蒼梧：即湖南省寧遠縣九嶷山，傳爲舜埋葬之地。這裏借指唐文宗所葬的章陵。
翠華：以翠羽爲飾之族，皇帝儀仗。舜逝於蒼梧之野，故云「哭」，此以舜比文宗。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籠之鼓。」李善注：「翠華，以翠羽爲葆也。」
序
《詠史》是唐代詩人李商隱創作的一首七言律詩。這首詩的首聯回顧以往的朝代，勤儉能使國家昌盛而奢侈腐敗會使國家滅亡，提出了一切政權成敗的關鍵。頷聯提出一箇王朝的興衰，自有其更複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頸聯推進一步，認爲比勤儉更為重要的是國運和國力，這是此詩的主旨。尾聯是對唐文宗的哀悼，抒發了對國家命運關注的深情。
賞析
詩的首聯，是從總結歷朝歷代統治經驗出發，得出成功大都由於勤儉，破敗大都因爲奢侈的經驗教訓。開頭兩句好像是抽象的議論，不像詩。實際上它不是在發議論，是説：像文宗那樣勤儉，應該使國家興盛的，怎麽反而破敗呢？這裏充滿著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議論。這樣通過表面上的議論來抒情的寫法是很特別的。
頷聯是對這一結論的具體印證。這種議論，有道理但幷不全面，因爲勤儉衹是治國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但不是惟一的經驗；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箇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箇王朝的興衰，自有其更複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實上，非但沒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頽敗之勢有所好轉，反而越搞越糟。這中間的道理，或者説最本質的原因，當然是詩人所無法理解的，所以，他衹好以宿命論的觀點來解釋這一反常現象，歸之於運命。
頸聯推進一步，但也可以説是轉折，認爲比勤儉更爲重要的，其實是國運和國力，一旦運去，就是虞舜那樣的賢君也無回天之力，而衹能遺恨終生。這纔是這首詩的主旨。詩人雖然説不清「運」究竟是什麽，但他确實感到僅靠勤儉（包括皇帝個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箇時代的衰頽之勢，而且在他看來，唐朝的國運似乎已去，難以挽回了。這種認識不免模糊含混，卻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説明唐代，還能用於觀照許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則是一定要爲此詩找一箇詠嘆對象，找的結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節儉，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敗，也載於史册。他可算自身勤儉而無力挽救國勢的典型。繼續引申，則「靑海馬」是喩賢才，「蜀山蛇」是喩宦官，也表現出來了，而尾聯就成了對文宗的哀悼。
尾聯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進而轉換爲純然的抒懷了。文宗好詩，夏日念柳公權詩「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稱爲「辭清意足，不可多得」。張采田《會箋》稱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制《雲韶法曲》、《霓裳羽衣曲》。義山開成二年登第，恩賜詩題《霓裳羽衣曲》。故結語假事寓悲，沉痛異常」。幾人曾經聽過文宗所頒布的雅樂，參預過文宗賜題的考試，「終古」哀悼文宗在太監扼制下恨鬱死去。這裏，所表現的詩人對於文宗治國的悲劇，不是譏諷、挖苦，而是感慨、嘆息，詩人所抒發的正是對國家命運關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國家破敗的一箇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箇王朝的興衰，有其更複雜、更本質的原因所在。
儉成奢敗本是歷代興衰的常規，但文宗在位期間，作風勤儉，政治上也多次作過重振朝綱的努力，卻一事無成，最終在「受制於家奴」的哀嘆聲中死去。面對這種無法解釋的反常現象，詩人已隱約感覺到「運去」、「力窮」，唐王朝崩頽之勢已成，即使出現一兩位明君賢臣，也難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時，商隱對於他的闇弱，頗多譏評；而於其身後，則又加以哀惋。無論譏評還是哀惋，均出自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
正由於這種深切的關注，國運難以逆挽的崩頽之勢，成爲詩人心頭難以解脫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説李商隱感傷詩風的發展成熟，就個體來説是性格、遭遇使然；那麽就時代因素來説，實是對衰颯大環境的呼吸領會。「運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隱感傷詩風的內外兩層背景，身世之感與末世情懷交相促發激蕩，將詩人內心的感傷越釀越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