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戰守策

宋 ·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銷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沖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以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鬥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熟與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奸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譯文

現在人民的禍患究竟在哪裏呢？在於只知道安樂卻不知道危難，能享受安逸卻不能勞累吃苦。這種禍患現在看不出來，但是將來會看出的。現在不給它想辦法，那以後就有無法挽救的危險了。
從前先王知道軍備是不可以放棄的，所以天下雖然太平，（也）不敢忘記戰備。秋冬農閒的時候，召集人民打獵藉此教練武事，教他們學習前進、後退、跪下、起立的方法，使他們的聽覺和視覺習慣於鐘鼓、旗幟（這些軍隊的號令）之間而不迷亂，使他們的心意適於攻打殺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懼。因此即使有盜賊的事件發生，而人民也不會驚恐潰亂。
等到後代，採用迂腐的儒生建議，把解除軍備當做君王的英明措施，天下既然安定了，就把裝備武器收藏起來。幾十年以後，裝備武器都敗壞了，人民一天一天地習慣於安樂生活；一旦忽然傳來盜賊的警報，就彼此惶恐，傳佈謠言，不戰就逃跑了。（唐）開元、天寶年間，天下難道不是很安定嗎？就是因爲那時人民習慣於太平生活的快樂，經常生活在酒食遊戲裏面，那堅強的意志和勇氣逐漸減少以至於衰頹，（筋肉）萎縮僵化而振作不起來，因此小小的安祿山一旦乘機作亂，四方的人民就象鳥獸奔竄一樣，求作囚犯和俘虜還來不及；國家分裂，而唐王朝當然因此而衰弱了。
我曾試着論述這個問題：天下的形勢譬如人的整個身體。王公貴人用來保養身體的措施，難道不是很周全嗎？而他們平日常常由於病多而苦惱。至於農夫平民，終年勤勞辛苦卻未曾生病。這是什麼原因呢？天氣和季節的變化，這是產生疾病的原因。農夫平民，夏天最熱的時候奮力耕作，冬天極冷的時候還在野外勞動，他們的筋骨經常冒着烈日嚴寒，肌膚被雨雪霜所浸漬，使得他們輕視霜露，不畏風雨，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夠給他們造成病害。現在王公貴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裏，出門就坐車子，颳風就穿皮衣，下雨就打着傘，凡是用來預防疾患的工具無不應有盡有；畏懼風雨寒暑有些太嚴重了，保養自己的身體也有些太過分了，稍不注意，寒暑就侵入身體了。因此，會保養身體的人，使自己身體能夠安逸又能勞動，慢步快走活動操作，使自己的四肢習慣於寒冬炎暑的變化；然後可以使身體強健有力，經歷艱險而不受傷害。人民也是如此。現在太平的時間長了，天下的人驕氣懶惰脆弱，就像婦女小孩不出內室的門一樣。談論起打仗的事情，就嚇得縮着脖子大腿發抖；聽說盜賊的名字，就掩住耳朵不願意聽。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經說起戰爭，認爲這是生事幹擾人民的生活，露了苗頭不可以讓它再發展：這不也是畏懼太嚴重而保養得太過分了嗎？
再說天下本來就有意想不到的禍患。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無事，就認爲變故無從發生，這也是不對的。現在國家用來奉送給西夏、契丹的財物，每年的財物，每年以百萬來計算。奉送的財物是有限的，而索求財物的人是無滿足的，這種形勢必然導致戰爭。戰爭，是必然的趨勢，不從我方開始，便從敵方開始，不發生在西方，便發生在北方；所不知道的，只是戰爭的發生有早有遲有遠有近，總之，戰爭是不可能避免的。國家如果免不了用兵，而用兵不憑着逐步訓練，卻使人民從安樂太平的環境中，一下子投身軍隊走向生死決鬥的戰場，那他們的禍患必定有不可估計的危險。所以說，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樂而不知道危險，能夠安逸而不能勞累吃苦，這是臣所認爲的最大的禍患。臣想使士大夫崇尚軍事的勇敢，講述演習兵法，對在官府服役的平民，教他們學會列隊佈陣的法度，對那些負責緝捕盜賊的差役，教授給他們撲擊刺殺的方法。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裏，象古代考試武藝的辦法，評定勝負，有賞有罰；等實行的時間長了，就又按照軍法部署辦事。然而議論的人（持不同意見人）一定認爲無故調動人民，又用軍法困擾，那百姓將會不安定；可是臣認爲這纔是安定人民的好辦法。國家果真不能去掉戰爭，總有那麼一天將驅使沒有受過訓練的百姓去作戰。平時召集百姓進行訓練，雖然有些小的恐慌，可是跟突然讓那些沒有受過訓練的百姓上戰場的危險相比，又怎麼樣呢？
現在國家駐紮在地方上的軍隊，驕橫又有怨言，欺壓百姓，向他們的上司邀功，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爲他們認爲天下懂得作戰的只有他自己罷了。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對軍事熟習，他們知道還有對手存在，那麼一定能夠打破他們的壞主意又壓下他們的驕氣。利和害的界限，難道不是很明白嗎？

注釋

豢（huàn）：安養。
刈（yì）：割（草或穀類）。
鈍眊（mào）：遲鈍，昏聵
微：衰弱。
平居：平日、平素。
漬：浸泡。
狎：親近。
毒：危害。
重屋：重檐的高屋。
襲裘：加穿皮衣。
御蓋：用傘。蓋，傘。
狃（niǔ）：習慣。
出身：投入、獻身。
行陣：軍隊。
節：節度。
撓：擾亂、阻撓。
陵壓：欺壓。
明：明白。
都試：漢制，每年秋八月，各郡太守、都尉召集所屬部隊在郡府所在地作軍事演習，進行考試。
從事：辦事。
擾：困擾。一作“悚”，恐懼。
果：果真。
不教之民：指未經過軍事訓練的百姓。
陵壓：欺壓。陵，欺侮。
敵：匹敵，指對手。
折：挫，壓下、打掉。
際：界限。

序

北宋王朝到了仁宗趙禎時期，在承平的帷幕背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迅速地深刻化、尖銳化。內部的農民起義，一年多一年，一夥強一夥；外邊的西北二虜(夏、遼)氣焰囂張，不時內犯。很顯然，如不改絃易轍，小朝廷很快便要土崩瓦解的。於是，統治階級當中一些較能正視現實、深謀遠慮的人，便不斷提出革新政治以自救的主張與要求。以范仲淹爲首的“慶曆新政”就是這種趨勢下的產物。年輕的蘇軾，很快地也投身於這個浪潮中了。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二十五歲的蘇軾應“制科”考試時所作的《進策》二十五篇（包括《策略》五篇、《策別》十七篇、《策斷》三篇），就集中地表現了蘇軾的這種政治思想。
《教戰守策》乃《策別》中的一篇，是蘇軾散文名篇，旨在論述他教民於平時練習戰守之事，以防邊患的意見。全文從常見的事實中翻新出奇，從別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結論，文筆在自然流暢中又富於波瀾起伏，有較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賞析

文章首段，單刀直入，提出問題，並指出了它的嚴重性：當今之嚴重危險，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亦即不習戰守之事；如果不早爲之計，到一發而不可收拾時，見兔顧犬，就來不及了。
劈頭先逆寫後患，大聲一呼，以悚動視聽，引起人們的注意，下邊再論述申說爲什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他不曾從理論上去剖析，而是援引一些歷史事實來證明。先王歸制，“天下雖平，不敢忘戰”，所以平時常教民講武，“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後世則用“迂儒之議”，“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因而，“卒有盜賊之變，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兩種作法，兩種結局，孰得孰失，較然可知。下邊再證以唐代的安史之亂：朝廷偃武修文，人們安於太平之樂，故而安史一舉兵作亂，大家都驚駭恐懼，無所措其手足，李唐帝國也從此一蹶不振了。至此，忘戰去兵之非是，習戰講武的必要，爲事實所證明，無可懷疑了。
事實固然如此，然而其所以然的道理又是什麼呢？第三段接着便申論此意。不過，他仍不是從理論上去推求，而又是以生動、貼切的比喻來闡說的。農夫小民，鍛鍊有素，故而“寒暑不能爲之毒”；王公貴人，“養之太過”，反倒“小不如意，則寒暑人之矣”。可知，勤苦力作纔是最好的養生之道。
“夫民亦然”四字，一筆勒回本題。居安念危，處逸能勞，才能禦敵衛國，這些意思，作者雖未再明說，但讀者都可得之於言外。以下，切指時事，應首段起首四句。當今生民，不習戰守，士大夫又未嘗言兵，“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一遇倉促事變，將何以衛國禦敵？
第四段，根據當時民族矛盾的形勢進行分析，指出其勢必至於戰，用兵必不可免。用兵既不可免，而朝野上下又厭言兵革，不習戰守，“則其爲患必有不測”之理，就昭然若揭，而教民戰守之絕對必要，也就更無可懷疑了。此處又與首段後四句遙相呼應，佈局極其精嚴，脈絡十分清楚。
以下水到渠成，順手扼要地提出了他教民戰守的具體辦法，並趁便駁斥了“議者”“無敵而動民”，“民將不安”的說法之不達於理，最後又附帶指出：民習於兵，將於折“天下屯聚之兵”的驕橫之氣，總見教民戰守，利莫大焉。
有此二段，文章亦更覺神完氣足。
就如何把論文寫得更活潑生動些這點而論，只要我們善於咀嚼消化，舉一反三，這篇文章的技巧無疑是具有借鑑意義的。
“天下雖平，不敢忘戰”，居安思危，能逸能勞，方可以御不測之患，因而主張平時教民習戰講兵，這種思想對我們有無啓示、借鑑意義，有無用處呢？
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不過，要經過批判、分析，要“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爲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而不能把作者這一思想原封不動地搬來，否則，囫圇吞棗，生吞活剝，非徒無益，且將有害。
作者在《策別敘例》中說“臣聞爲治者，有先後，有本末。響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言之”。可見，他之所以勞心苦慮地寫這二十五篇《進策》，原本爲趙宋王朝的統治設想、獻策的。這篇《教戰守策》當然也不例外，文中，作者所憂心焦慮的不測之患，其基礎與核心乃是趙宋政權之能否維持與鞏固。在統治階級內部，有一部分人是這個階級的思想家，“這是它的積極的、善於概括的思想代表者，他們把製造這個階級關於自身的幻想作爲自己生計的主要來源”（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蘇軾正是趙宋王朝統治階級的這種思想代表者。
由於他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代表者，因而，在他“教戰守”這一思想上就必不可免地要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
首先，他說：在太平之世，“人民日以安於快樂”，甚而“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因而，“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瘻蹶而不復振”。我們知道，在任何封建時代的所謂太平盛世裏，無論漢代的文、景之治，還是唐朝的貞觀、開元之時，人民的處境，不過是能比較安穩地做個奴隸而已。安穩固然安穩，但終究不過是個奴隸。“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這纔是他們生活面貌比較真實的寫照。因而，其不習兵革、戰守的事是有的，而其所謂“安於佚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者，自始迄終，就從未有過；所謂“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的現象，當然就更無從產生了。這，顯然是對所謂封建盛世里人民的面貌的歪曲。
他又說：“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閨門。”當時的情況，又何嘗是這樣的呢？宋王朝開國後，一貫奉行的政策是，對內“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配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廿二史剳記》卷二五《宋制祿之厚》）；對民族敵人，則由“奉子如驕子”而“敬之如兄長”，而“事之如君父”（楊有仁編楊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四八）。因而，“產業家家壞，誅術歲歲新”（李覯《村行》詩）。“春秋生成一二倍，天下三分二分貧”（張泳《憫農》詁）。致使還在宋太宗時，王小波、李順就喊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輩均之”的口號，在蜀中起義了（《宋史》卷二七六《樊知古傳》、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從此，農民的革命鬥爭就彼伏此起，直未間斷。由此可知，當時的所謂“治平”，不過是一種畸形的，表面的現象。處在這等統治下的人民，能“驕惰脆弱”麼？又能“不出於閨門”麼？顯然也是對當時人民面貌的歪曲。之所以會這樣，無疑是和作者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與偏見分不開的。實際上，“安於使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驕惰脆弱”的只是封建統治階級，而人民則向來不但刻苦勤勞，而且具有傳統的革命精神。
其次，正因爲作者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無法認清，也不願承認人民偉大的精神面貌，所以也就不可能充分信任與組織、調動人民的力量。“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庶人之在官者”，指被調進官府供役使的勤雜；“役民之司盜者”，指抽來緝捕盜賊的差役。講了好久教民戰守之重要，但其教授、動員面卻小得如此可憐，杯水車薪，這又能濟得多少事呢？如果把全體人民調動起來，武裝起來，實行“全民皆兵”，那必將有效地打擊民族敵人的侵略氣焰，保衛祖國、人民的安全。但同時，他們也必將有效地打擊階級敵人所強加於他們的專制統治，捍衛自己的利益，這豈不意味着致封建統治階級於死地嗎？他們怎麼能自掘墳墓呢？
那麼，上述的前後參差的現象就很容易理解了。“葉公豈是好真龍”!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態度，總是這樣矛盾、可笑的。
以上所說的，都是需要我們經過分解予以拋棄的糟粕，排除了這些雜質，才能吸取到對我們真正有益處、有作用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