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堂詞錄》序

清 · 譚獻

右錄三百四十餘人，詞一千四十七首。敘曰：“詞爲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也。律呂廢墜，則聲音衰息。聲音衰息，則風俗遷改。樂經亡而六藝不完，樂府之官廢，而四始六義之遺，蕩焉泯焉。夫音有抗隊，故句有長短。聲有抑揚，故韻有緩促。生今日而求樂之似，不得不有取於詞矣。唐人樂府，多采五七言絕句。自李太白創詞調，比至宋初，慢詞尚少。至大晟之署，應天長、瑞鶴仙之屬，上薦郊廊，拓大厥宇，正變日備。愚謂詞不必無頌，而大旨近雅。於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變者歟。其感人也尤捷，無有遠近幽深，風之使來。是故比興之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夫亦在於爲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絜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琱琢曼辭，蕩而不反，文焉而不物者，過矣靡矣，又豈詞之本然也哉。獻十有五而學詩，二十二旅病會稽，乃始爲詞，未嘗深觀之也。然喜尋其恉於人事，論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後，審其流別，乃復得先正緒言以相啓發。年逾四十，益明於古樂之似在樂府，樂府之餘在詞。昔雲：“禮失而求之野。”其諸樂失，而求之詞乎。然而靡曼熒眩，變本加厲，日出而不窮，因是以鄙夷焉，揮斥焉。又其爲體，固不必與莊語也，而後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擬議之窮，而喜怒哀樂之相發，響之未有得於詩者，今遂有得於詞。如是者年至五十，其見始定。先是寫本朝人詞五卷，以相證明。復就二十二歲以來，審定由唐至明之詞，始多所棄，中多所取，終則旋取旋棄，旋棄旋取，乃寫定此千篇，爲復堂詞錄。前集一卷，正集七卷，後集二卷。其間字句不同，名氏互異，皆有據依，殊於流俗。其大意則折衷古今名人之論，而非敢逞一人之私言，故以論詞一卷附焉。大雅之才三十六，小雅之才七十二，世有其人，則終以詞爲小道也，亦奚不可之有。

名句

• 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注釋

前集一卷，正集七卷，後集二卷：珂謹按：書成於光緒八年九月，未刊行，師歸道山矣。
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作者的用意不一定在此，可是讀者也許能解出此意。與西方羅蘭·巴特的提出的「作者死了」的觀點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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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大晟（shèng）：宋徽宗時設立的一個宮廷音樂機構。
• 郊廊：這裏指郊廟祭祀和朝廷。
• 恉（zhǐ）：同「旨」，意旨、意圖。

翻譯

右邊記錄了三百四十多人，一千零四十七首詞。序言說：「詞是詩的餘韻，不只是詩的餘韻，也是樂府的餘韻。音律制度廢棄衰頹，那聲音就衰亡停歇。聲音衰亡停歇，那風俗就會變遷改變。《樂經》遺失了而六藝就不完備，樂府的官職廢除了，那四始六義的遺留，就蕩然無存、泯滅了啊。因爲聲音有高亢和低沉，所以句子有長短。聲音有抑揚頓挫，所以韻律有舒緩急促。生活在今日而尋求音樂的類似，就不得不在詞中有獲取了。唐人樂府，多采用五七言絕句。從李太白創立詞調，等到宋初，慢詞還比較少。到了大晟的官署，像應天長、瑞鶴仙之類，向上進獻給郊廟朝廷，拓展擴大了它的領域，正統和變化日益完備。我認爲詞不一定不能有頌讚，但主要的意旨接近雅。在雅上不能廣大，但也不是微小，大概是雅的變化的吧。它感動人的尤其快捷，沒有遠近幽深之分，風促使它到來。所以比興的意義，升降的緣故，比起詩來更顯著，也在於創作的人啊。上等是用來表達心志，長時間言說次之。心志高潔行爲美好，然後就能廣泛地契合於風雅。雕琢浮華的詞語，放蕩而不能返回，有文辭而沒有實際，就太過了、奢靡了，又哪裏是詞原本的樣子呢。我十五歲開始學詩，二十二歲旅居在會稽生病，纔開始作詞，不曾深入地觀察它。然而喜歡從人事中探求它的意旨，論述作者的時代，思考作者的爲人。三十歲以後，審視它的流派分別，才又獲得前代賢人的言論來相互啓發。年過四十，更加明白古代音樂的類似在樂府，樂府的餘韻在詞。從前說：『禮儀喪失就去民間尋求。』那音樂喪失，是不是就從詞中尋求呢。然而那些奢靡、華麗、迷惑人心的，變化更嚴重，每天出現而無窮無盡，因此就對它鄙夷，對它揮斥。而且它作爲一種文體，本來不必一定用莊重的語言，而後從旁側表達言語，旁通其中的情感，觸類旁通來感動人，類推完整。甚至作者的用心不一定是那樣，而讀者的用心爲什麼就一定不是那樣呢。言語思考推想的盡頭，而喜怒哀樂的相互抒發，是在詩中沒有得到的迴響，現在卻在詞中有了得到。像這樣到了五十歲，看法才最終確定。在這之前寫了本朝人詞五卷，來相互證明。又對二十二歲以來，審定從唐到明的詞，開始有很多丟棄的，中間有很多選取的，最後就是時而選取時而丟棄，時而丟棄時而選取，就寫定了這一千篇，是復堂詞錄。前集一卷，正集七卷，後集二卷。這中間字句不同，名字互有差異，都有依據，不同於流俗。大概的意思就是折衷古今名人的論述，而不是敢放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