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淳于髡說:“把名聲功業看得很重的人,是爲了濟世救民,不很看重名聲功業的人,是爲了獨善其身。您是齊國三卿之一,有關上助君王、下救百姓的名聲、功業都沒有,就要離開齊國,仁者難道原本就是這樣的嗎?”
孟子說:“身處卑賤的地位,不以自己賢能之身侍奉無德之君,這是伯夷;五次前往商湯那裏,又五次前往夏桀那裏的,這是伊尹;不厭惡污濁之君,不拒絕做個小官的人是柳下惠。這三個人的處世之道並不相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這一致的東西是什麼呢?應該說就是仁。君子做到仁就可以了,爲什麼一定要處處相同呢?”
淳于髡說:“魯穆公的時候,公儀子執政,子柳、子思當大臣,魯國的國土削減得更厲害了。像這樣,賢德的人對國家沒有什麼好處。”
孟子說:“虞國不任用百里奚,因而亡國,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因而稱霸。不任用賢人就會導致滅亡,想要勉強支撐都是做不到的。”
淳于髡說:“從前王豹住在淇水邊的時候,住在河西的人都善於唱歌,綿駒住在高唐,齊國西部的人都善唱歌,華周、杞梁的妻子擅長哭夫,因而改變了國家的民俗。裏面存在的東西,一定會體現在外面。做某種事,卻不見功效的,我從未見過。因此說,是沒有賢人;有的話,我一定會知道他。”
孟子說:“孔子做魯國司寇的時候,不被重用,跟隨君主祭祀,祭肉沒有送到他這裏,於是沒顧上摘掉祭祀時戴的禮帽,就離開了。不瞭解孔子的人以爲他是爲了祭肉的緣故,瞭解孔子的人認爲他是爲了魯君的失禮而離開的。至於孔子,他就是想要擔點小罪名離開,不想隨便走掉。君子所做的事,普通人本來就不能瞭解。”
賞析
孟子在齊國位列三卿,可謂官高爵重,但他沒有幹出什麼功業,就準備離開齊國。與孟子同在齊宣王朝爲官的淳于髡對孟子說,賢人難道是這樣的嗎?他對孟子頗有意見。
孟子爲自己辯解說,君子賢人只要仁就行了,具體的做法何必相同呢?當然,這樣空泛的議論不可能說服淳于髡。淳于髡說,像您這樣的賢人,像公儀子、子柳、子思這樣的賢人,恐怕本來無益於國家吧?當着孟子說這話,火藥味已經很濃了。孟子辯解說,如果魯國不用賢人,那就不只是削地求和的問題,恐怕要像虞國那樣滅亡呢。淳于髡進一步否認孟子爲賢人,讓他不要以賢者自居。孟子聽了,舉孔子故意讓自己得一個小罪名然後離開魯國的例子,意在說明“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離開齊國,是因爲孟子認爲,他應該當齊宣王之師,而齊宣王只把他當臣。這就是孟子沒有明說的原因。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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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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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髡(kūn):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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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實:名聲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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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卿:古代的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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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古代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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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古代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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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惠:古代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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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繆(mù)公:魯國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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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儀子:即公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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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柳、子思:均爲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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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秦國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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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豹: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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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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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地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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綿駒: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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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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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周、杞梁: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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燔(fán)肉:祭祀用的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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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tuō)冕:脫下禮帽。
翻譯
淳于髡說:「把名聲和實際放在前面的,是爲了濟世救民;把名聲和實際放在後面的,是爲了獨善其身。先生您處於齊國的三卿之中,有關名聲和實際的事沒有施加於齊國上下就離去了,仁人難道原本就是這樣的嗎?」孟子說:「處在卑下的地位,不拿自己賢人的品行去侍奉不賢的君主,這是伯夷;五次去湯那裏,五次去桀那裏,這是伊尹;不厭惡污濁的君主,不推辭小的官職,這是柳下惠。這三個人走的道路不同,但趨向是一樣的。一樣在哪裏呢?就是仁義。君子也只是做到仁義罷了,爲什麼一定要走相同的道路呢?」淳于髡說:「在魯繆公的時候,公儀子主持國政,子柳、子思做臣子,可是魯國的疆土被侵削得更加厲害了。像這樣的話,賢人對於國家沒有益處啊!」孟子說:「虞國不任用百里奚因而滅亡,秦穆公用了百里奚因而稱霸。不任用賢人就會滅亡,哪裏還能只是被侵削呢?」淳于髡說:「從前王豹居住在淇水邊,而河西的人都善於唱歌;綿駒居住在高唐,而齊國西部的人都善於唱歌;華周、杞梁的妻子非常善於痛哭她們的丈夫,因而改變了一國的風俗。內心有什麼一定會表現在外面。做某件事情而沒有效果的,我還不曾見到過。所以說現在是沒有賢人的,如果有賢人,那我一定能認識他。」孟子說:「孔子擔任魯國的司寇,不被任用,隨後去祭祀,祭祀用的熟肉也沒有送來,就不脫帽地離開了。不瞭解孔子的人認爲他是爲了那祭祀的熟肉,瞭解孔子的人認爲他是因爲魯國的無禮。但孔子是想以微小的罪行離開,不願意隨便地離去。君子所做的事,一般人本來就是不能理解的。」
賞析
這段對話主要圍繞着對賢人和他們行爲的探討。淳于髡質疑孟子在齊國的作爲,而孟子通過列舉伯夷、伊尹、柳下惠等賢人的不同處世方式,表明雖然道路不同但都秉持着仁義之心。雙方還就賢者對國家的影響進行爭論,孟子強調了任用賢者的重要性。同時通過孔子的事例,說明君子的行爲和意圖往往不被一般人所理解。這體現了對不同的人生選擇和道德追求的思考,以及對賢人在社會中作用的深入探討,反映出當時人們對於仁義道德和治國理政的不同觀點和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