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丞相高會麗春堂 · 第三折

元 · 王實甫

〔越調·鬥鵪鶉〕閒對着綠樹青山，消遣我煩心倦目。潛入那水國漁鄉，早跳出龍潭虎窟。披着領箬笠蓑衣，堤防他斜風細雨。長則是琴一張、酒一壺。自飲自斟，自歌自舞。
〔紫花兒序〕也不學劉伶荷鍤，也不學屈子投江，且做個范蠡歸湖。繞一灘紅蓼，過兩岸青蒲。漁夫，將我這小小船兒棹將過去。驚起那幾行鷗鷺。似這等樂以忘憂，胡必歸歟。
〔小桃紅〕水聲山色兩模糊，閒看雲來去。則我怨結愁腸對誰訴？自躊躇。想這場煩惱都也由咱取。感今懷古，舊榮新辱。都裝入酒葫蘆。

賞析

王實甫《麗春堂》雜劇敷演的是金世宗大定年間右丞相完顏樂善的故事。世宗朝威望甚高的左丞相徒單克寧（《金史》有傳）奉旨在端陽節主持“射柳會”，完顏樂善在會上連中三箭，得到御賜錦袍玉帶。“聽得去廝殺，躲進帳房睡”的右副統軍使李圭，卻一箭未中，故甚妒樂善。次日；在香山的筵宴上，李圭提出與樂善打雙陸（類似下棋的遊戲）以決勝負。最後一局，李圭獲勝，欲以墨搽樂善臉，樂善大怒，痛打李圭，攪散了香山筵宴。押宴官徒單克寧將此情景上奏皇上，於是樂善被“貶在濟南府歇馬”。自此，樂善每日閒暇無事，“飲酒看山”。後因有“草寇作亂”，朝廷乃宣召樂善回朝將兵“收捕草寇”。“草寇”聽說樂善回朝，懾其威名，便“都來投降”了。於是樂善官復原職，皇上賜“黃金千兩，香酒百瓶，就在麗春堂大吹大擂，做一個慶喜的筵席”。李圭亦奉聖命前來負荊請罪，二人和好如初。席間衆人“齊仰賀當今皇上”。全劇四折，所用宮調依次是“仙呂”、“中呂”、“越調”、“雙調”。正末扮樂善。
第三折中〔鬥鵪鶉〕等連續三支曲子，集中而完整地表現了樂善被貶在濟南時的生活與心境。
一位聲名赫赫的丞相，驟然被貶到青山綠水之間披蓑垂釣，這一巨大的變化，必然給他帶來種種前所未有的感受。在這三支曲子的前面，原有樂善一段自白道：“老夫每日飲酒看山，好是快活也呵！”這種“快活”的感受，是真實可信的。〔鬥鵪鶉〕一曲，表現的就是這種感受。他“閒對着綠樹青山”，得到了大自然的陶冶，因此，“煩心倦目”都被“消遣”。“潛入那水國漁鄉，早跳出龍潭虎窟”兩句，正是樂善從昔日朝廷重臣到眼前閒散隱者這一巨大變化的概括，而且構成強烈對比，顯示了樂善對目前生活的“快活”感。接着，“披着領箬笠蓑衣”一句，塑造了“潛入那水國漁鄉”之後的樂善的形象：寄情山水，飄逸灑脫，體現着隱者生活的情趣。而“堤防他斜風細雨”一句，又暗暗道出了披蓑垂釣的生活，正可免去人間是非的糾纏。最後，“長則是琴一張、酒一壺，自飲自斟，自歌自舞’，更表現了他無拘無束，閒散自由，與世無涉的生活，而這些正是樂善感到“快活”的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說上述〔鬥鵪鶉〕一曲主要表現了樂善對新的生活的某些感受，那麼緊接着的〔紫花兒序〕一曲，則主要寫出他對這種生活的一些思考。“也不學劉伶荷鍤，也不學屈子投江，且做個范蠡歸湖”三句，表明他既不想如劉伶那樣“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晉書·劉伶傳》），也不想效法屈原，在不得志時就自投汨羅；他要摹仿的是范蠡：功成名就泛舟五湖。這表明，樂善並非盲目地生活在青山綠水之間，而是有明確的效法對象，這正是他思考的結果。而且他認爲，他泛一葉小舟，“繞一灘紅蓼，過兩岸青蒲”，“驚起那幾行鷗鷺”的生活，正似范蠡歸湖故事，故足以“樂以忘憂”而不必有“歸歟”之嘆。曲中所寫“一灘紅蓼”、“兩岸青蒲”、“幾行鷗鷺”，都表現了山水之間的寧靜和幽美，以及樂善以范蠡自喻而獲得的恬淡心境。
樂善對隱者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是真實可信的。然而，他畢竟是被貶之後纔開始這種生活的。因此，在他的內心深處，還深藏着難以自解的“躊躇”。當他內心深處的“躊躇”隱約泛起的時候，就唱出了這一曲〔小桃紅〕：他感到“水聲”與“山色”都“模糊”了。這裏的“閒看雲來去”，與〔鬥鵪鶉〕中“閒對着綠樹青山”，顯然有不同的含義，後者表現的是閒散自得，而前者則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惆悵。何以如此？就因爲他“怨結愁腸對誰訴？”———滿腹怨愁而無告，惟有“自躊躇”。顯然，綠水青山的美景，終究不能完全消除被貶謫居的苦悶。由苦悶進而自責：“想這場煩惱都也由咱取。”表現了無限的悔恨。在這種心情的支配下，他發出了“感今懷古，舊榮新辱”的喟嘆。所謂“舊榮”，當然指昔日爲相時的榮華富貴；而眼前的“自斟自飲，自歌自舞”，卻成了“新辱”。因此，他內心最深處的願望，顯然是改變目前的處境，消除“新辱”。這就是“感今懷古，舊榮新辱”兩句的真正意義。然而，他的“新辱”，是皇上貶斥的結果，是其本人無力消除的。於是，所有的躊躇、自責、感嘆，只好“都裝入酒葫蘆”———以酒澆愁，這是樂善當時唯一的解脫。
三支小曲，細緻而深刻地表現了樂善被貶隱居時的感受、思考和苦悶；也生動地描寫了自然景物，並使二者達到了和諧統一。語言質樸，正與人物性格吻合。因此，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樂善的心理活動過程，曲折地反映了《麗春堂》全劇所表現的思想傾向。我們從劇中看到了金朝統治者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側面，以及他們內部的矛盾鬥爭。像李圭這種靠“唱得好、彈得好、舞得好”而得官的人物，居然受寵，而正直剛介的樂善卻被貶官，這裏顯然寓有某種批判性。而全劇最後又以樂善復職，李圭負荊，共頌“當今皇上”作結，這固然是元雜劇多數以“大團圓”結局的通例，但也還有它特定的背景意義。相對而言，金世宗可謂金代明君，他“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號稱小堯舜”（《金史·世宗紀贊》）。因此，本劇雖寓批判，但那分寸的掌握，實有歷史的根據。王實甫的代表作當然是《西廂記》，無論是思想性或藝術性，《麗春堂》均不能與之同日而語。但它作爲王實甫的僅存的三部完整劇作之一，其價值和特點，仍應引起重視，並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