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隱記
君子之處世，不顯則隱，隱顯則異，而其存心濟物，則未有不同者。苟無濟物之心，而泛然雜處於隱顯之間，其不足爲世之輕重也必然矣。君子處世而不足爲世人輕重，是與草木等耳。草木有可以濟物者，世猶見重，稱爲君子，而無濟物之心，則又草木不若也。爲君子者，何忍自處於不若草木之地哉？吾於此，重爲君子之羞。草木與人，相去萬萬，而又不若之，雖顯者亦不足貴，況隱於山林邱壑之中者耶？
吾友朱君大涇，世精瘍醫，存心濟物，而自號曰“菊隱”。菊之爲物，草木中之最微者，隱又君子沒世無稱之名。朱君，君子也，存心濟物，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固非所謂泛然雜處於隱顯之中者，而乃以草木之微與君子沒世無稱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蓋菊乃壽人之草，南陽甘谷之事驗之矣，其生必於荒嶺郊野之中，唯隱者得與之近，顯貴者或時月一見之而已矣。而醫亦壽人之道，必資草木以行其術，然非高蹈之士，不能精而明之也。是朱君因菊以隱者，若稱曰：“吾因菊而顯”。又曰：“吾足以顯夫菊”，適以爲菊之累，又何隱顯之可較雲。餘又竊自謂曰：“朱君於餘，友也。君隱於菊，而餘也隱於酒。對菊命酒，世必有知陶淵明、劉伯倫者矣。”因繪爲圖，而並記之。
拼音
譯文
君子的處世方式是：不論是身處亂世而隱居，還是身處治世而大顯身手，雖然“顯”“隱”不同，但在誠心爲社會爲百姓做些好事這點上卻是相同的。假如並無濟世助人之心，而只是一味地跟着人家去“顯”去“隱”，那你得不到世人的重視也是必然的。一個人在世而得不到世人的重視，便與草木差不多。菊是草木中一種不很起眼的花草，即使不露也是君子，枯死後也不會對不起自己的名聲。因它對世人有所幫助，被稱君子；而不想幫助世人的，則不是君子，甚至連草木都不如。一個真君子，哪能處於連草木都不如的境地？如果真的這樣，便是真君子的羞恥。草木與人，相差很大，但做好事與不做，就是很顯露也不是特別高尚。況且隱藏於山林邱壑之中，老是不顯山不露水的也沒什麼意義。
而我一個姓朱的朋友一世精通醫道，總想幫助別人，起名菊隱。菊是一種花草木，是不很值錢的花草，雖無驚人之貌，但的確是真君子（菊蘭竹梅乃花草四君子），他沒有對不起自己的名氣，朱君，是真君子，誠心要做好事，功夫了得，名氣很大，他可不是混雜與世的人，但是他能儘自己微薄的力量，善做好事，從不對人提及自己的名氣。其心地很是善良。蓋菊是使人長壽的花草，在南陽種甘谷的事情已經驗證過了。而醫道是爲人治病，讓人長壽的，醫術是延年增壽的學問，需藉助草木來執行，非隱士不能精通這些草木。朱君用菊花等草藥默默地給人看病，並說：“我是用菊花等草藥看病而成名的”。續說：“我得名於菊，也深受菊名之累，何談什麼隱顯之類的話。”餘接着說：“朱君和餘，是好朋友，君善於醫術，而餘則喜歡飲酒，對菊下酒是很開心的事情，世人都知道陶淵名和劉伯倫等人。”因此還畫下對菊令酒圖，以做爲記錄。
注釋
南陽甘谷之事：相傳南陽甘谷生長的菊花能使人延年益壽。
劉伯倫：劉伶，字伯倫，西晉竹林七賢之一，性嗜酒。
序
《菊隱記》是明代文學家唐寅所作的一篇散文。
賞析
幾千年來，孔孟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顧天下”（《孟子，盡心上》）的處世思想，似乎已經深深滲入中國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中。即便很有些蔑視禮教的唐寅也不例外。他的這篇《菊隱記》，便瀰漫着很濃的孔孟氣息。
作者提出“君子之處世”，無論顯隱，“而其存心濟物”，則應貫一始終。繼而又指出，一個人若無濟物救世的心志，而只是一渾然泛然的俗夫，於隱顯之間全無自覺，自然會在紜紜世間銷聲匿跡，低微的如同草木，甚至連草木都不如。
顯隱的故事，屢見於中國的史籍。大凡真正的隱士，仍是胸懷濟物之心的。唯其如此，才爲世人所敬重和仰慕。在唐寅看來，“存心濟物”是士大夫知識分子人格精神的根本，若無此心志，“則雖顯者，亦不足貴，況隱於山林丘壑之中者耶”？
唐寅的朋友朱大浸並非官位顯赫的貴介，而只是一個隱於民間的君子，然而他“世精瘍醫，存心濟物”，是一個不同凡響的高蹈之士。唐寅由他的人品醫術，而贊慕他的號“菊隱”，因爲“菊隱”兩字的內涵確實包蘊了處於江湖的中國士大夫階層（自然包括唐寅）內心孤高清芬的意味。誠然，菊沒有牡丹那份“花開時節動京城”的“好顏色”和富貴豔紫氣，它總是同瀟瀟秋雨，颯颯秋風相聯繫，但在中國古代士人的心目中，卻透出那種孤高雅潔，清芬沁人的山林旨趣，尤爲退離仕宦的人士所喜愛。唐寅說它“生必於荒鈴郊野之中，唯隱者得與之近，就更突出了它的高潔之性。朱君以醫行道，”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卻毫不愛戀牡丹的宮廷脂粉氣，而一心仰慕菊的那份山林荒野氣，從中可以透視他內心的精神品格，而這正是作者自己的襟懷胸臆。
唐寅在文末說：“君隱於菊，而餘也隱於酒。對菊令酒，世必有知陶淵明，劉伯倫者矣。”他們胸存濟物之心而無以報國，行飲山水，笑傲江湖的內心體味，正是唐寅所要嘆發的感慨，實際上也是他自己精神生活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