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雲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
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土，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
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獨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宗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鬥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雲“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拼音
譯文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頭致意：收到你關於談論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說你的意見全都寫到《與劉秀才書》中了，到今天我才見到信稿，讀後內心很不痛快，因爲許多說法與退之往年議論修史的看法很不一致。
如果像信中說的那樣，那麼退之在史館一天也不應該呆下去，從哪裏能探測出宰相的用意，認爲他是隨便用史官的頭銜來給一個韓退之增添榮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麼能白白地領受宰相給你的榮耀，而在史館裏掛一個空名、接近機要地方、享受俸祿、使喚掌握文史資料的官員、利用公家的紙筆爲私人寫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來供給子弟們作費用呢？古代有志於爲政治理想奮鬥的人，不像這樣。
況且退之還認爲記錄史事的人會受到懲罰、遭到天禍，因而想避開，不願擔任史官職務，這尤其不對。史官只是用善、惡等名稱來褒揚或貶斥人，尚且恐懼不敢做；假使讓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讚揚人、貶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敗就會更加明顯，應該更加使人感到恐懼。那麼你就意氣揚揚地走進御史臺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裏安逸地坐着，上朝時呼呼“萬歲”就算了嗎？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擔任宰相，掌握官員們的生死命運，和決定他們調進調出、升級降職的大權，那樹敵就更多了，那麼你就意氣揚揚地走進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裏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宮內和朝堂上呼呼“萬歲”就算了嗎？那與不做修史的工作卻享受史官稱號的榮譽、領受史官的俸祿又有什麼不同呢？
你又說：“做史官沒有人爲的禍患，就有上天來懲罰。”如果把從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懲罰說成是這種情況的話，也是很糊塗的。凡是在一定職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擔任這個職務應該堅持的正確原則。如果堅持的原則是正確的，那麼即使死也不能違背；如果要違背的話，不如趕快離開這個職位。孔子被困在魯、衛、陳、宋、蔡、齊、楚等國，是因爲當時政治昏暗，諸侯們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他沒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機會就死了，並不是因爲作《春秋》的緣故。在那個時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也會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機會而死去。像周公、史佚，雖然記錄史事，還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機會，而且地位顯貴。這又證明，不能說寫《春秋》連累了孔子的命運。範譁參與叛亂，即使不修史書，他的宗族也會被殺盡。司馬遷觸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約束他手下的人，崔浩賣弄他的正直而與兇殘的鮮卑貴族相鬥，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爲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沒有著史書也瞎了眼睛。不能用這些例子來作爲鑑戒。其他史官遇禍的情形都沒有超出這個範疇。因此退之應該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堅持正確的原則，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嚇自己。退之應該害怕的只是在於不能堅持正確的原則、沒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禍不是你應該害怕的東西。
你所說的兩百年來文臣武將有很多，的確是這樣的。現在退之說：我一個人，怎麼能把他們的事蹟寫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這樣說，以後繼任史官的人也像你這樣說，人人都說我只一個人，那最後誰能作紀作傳、編出史書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東西孜孜不倦地寫出來，你的同事、後來繼任史官的人，也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東西孜孜不倦地寫出來，那史實也許就不會失傳，終於能把它寫清楚了。不這樣的話，就只是相信人們的口頭傳說，而傳聞又常常說法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說的頂天立地的傑出人物的事蹟一定會沉沒無聞，而且雜亂無章，叫人無從考查，這不是有抱負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負的話，哪會要等到別人督促催逼以後纔去履行史官的職責呢？
再說，凡是鬼神一類的事情，本來是荒誕不經，渺茫得很，沒有什麼定準，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談這些的，像退之這樣聰明的人難道還怕這些東西。如今像退之這樣有學問、像退之這樣會寫文章、像退之這樣好發議論、像退之這樣自己認爲剛強激昂，還說出像這樣的話，那編寫大唐史書的事不就終於沒有人可以託付了嗎？英明的天子和賢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這樣會修史書的人才，卻又不能達到編出史書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應該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馬上做起來；如果終究感到恐懼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內就可辭職離開，又爲什麼要說將要考慮考慮呢？如今應當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卻又引誘史館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這真是太糊塗了。沒有勉勵自己卻想勉勵別人，那實在困難啊！
注釋
某頓句：頓首，原指以頭叩地而拜，屬九拜之一。見《周禮·春官·大祝》。後來常把此詞用於書信的首或尾，表示謙敬。十八丈：韓愈排行十八，其兄韓會與柳宗元父爲友，故柳宗元視韓愈爲氐輩。侍者：猶言左右，古人寫信時，對尊者常不直指，便用委婉語詞如侍者、左右、執事等，以表謙敬。
獲書言史事：指韓愈給柳宗元的信中提到論史官的事。
具：原指陳述，此處引申爲寫在。劉秀才：即劉軻，字希仁，曲江人。
私心：私下。
館下：指史館。
安有二句：意謂韓愈怎麼能猜測宰相之意，認爲宰相出於同情心理，隨便給他一個史官之職，以使其榮耀榮耀？探：猜測。苟：隨便。
若果爾：如果宰相真的那樣想的話。
冒：假充。
密地：機密地方，指史館。
掌故：漢代官名，掌禮樂制度等故事。
利紙筆：貪圖紙筆之便利。爲私書：寫自己的文章。
設使六句：假如你擔任了御史中丞或御史大夫，那麼褒貶升降官員就越發明顯，你應該是更感到恐懼，又怎能滿有把握入於御史臺，美食安坐，在朝堂上無任何顧忌地奏事呢？假使：假如。御史中丞大夫：即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御史大夫（正三品），御史臺官名，執掌監察肅政。揚揚：得意的樣子。臺府：即御史臺，又稱憲臺，肅政臺，爲政府的監察機構。
政事堂：唐代宰相議事辦公的地方。唐代初期，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武則天時，裴炎將議事堂遷於中書省。開元時，張說爲宰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
內庭：宮禁之內。也作“內廷”。外衢（qú）：大道。
何以二句：怎麼能把你和那些不修史而貪圖名利的人區別開來呢？
罪：怪罪。
回：曲，引申爲改變。
莫若句：意謂不如早早離開那個位置。
孔子三句：孔子周遊列國，宣傳他的治國方略，屢不見用。只好回到魯國，作《春秋》。以：用，使用。
周公：姬旦，周文王之子，輔助武王滅紂，建立周王朝，封於魯。因其曾祖太王所居周地（在今陝西岐山縣境）爲采邑，故稱周公。曾輔佐成王。周代的禮樂制度相傳都是周公制訂的。史佚：周初的史官。佚，一作“逸”。
范曄：南朝宋史學家，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曾任尚書吏部郎。博涉經史，刪定自《東觀漢記》以下諸書，撰成《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因參與孔熙先謀立義康，事泄被殺。四子一弟，同死於市。
司馬遷句：司馬遷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漢武帝認爲是有意攻擊貳師將軍李廣利，且爲變節者開脫罪責，將司馬遷處以宮刑。
班固：東漢史學家，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北）人。初，因續其父班彪所著《史記後傳》，被人告發，以私改國史罪下獄。弟超上書力辯，獲釋。後召爲蘭臺令史（掌書奏），後遷爲郎，典校祕書。奉詔續其父所著書，積二十餘年，修成《漢書》。永元元年，隨大將軍竇憲擊匈奴，爲中護軍。後竇憲因擅權被殺，班固也因事被洛陽令種兢逮捕，死於獄中。檢下：約束謙讓。
崔浩：北魏清河東武城人，字伯淵，小名桃簡。太宗初拜博士祭酒，累官至司徒，仕魏三世，軍國大計。多所參與。浩工書，通經史，作國書三十卷，爲鮮卑諸大臣所忌。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矯誣罪誅死，並滅族。沽（gū）其直：即沽直，意謂在人前言己行止正直而潔求聲名。暴虜：謂邪惡勢力。
子夏句：意謂子夏沒有任史官但也失明。
所云若是：都這樣說。
卒：最終，到底。
磊磊：胸次分明。軒天地：氣概不凡頂天立地。
恣（zì）：昕之任之。
行行：剛強。
序
《與韓愈論史官書》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創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論證了史官遭受刑禍是由社會政治狀況和史官本身的品行決定的，與鬼神迷信毫無關係。一面批評韓愈畏懼刑禍而不願冒政治風險；一面激勵他要堅持真理，忠於職守，做一個剛直不阿的優秀史官。全文措詞尖銳而態度誠懇，嚴肅批評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韓柳真誠的友情和堅強的戰鬥精神。
賞析
韓愈給劉秀才信中說“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嚴重歪曲歷代史官不幸遭遇，並以“行且謀引去”爲藉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後“以爲不然”，一針見血地指出韓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於“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實爲維護自己既得地位進行辯解。柳宗元認爲“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韓愈說爲史有天刑不過是藉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的損失。這封信鮮明地表現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論者。他主張弘揚歷史上的傑出人物，鄙視“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的卑劣行爲。他不因爲和韓愈有私交而放棄原則，表明自己堅定的政治立場和爲人正直的品德。
這封信具有鮮明的駁論特徵。抓住對方要害，逐層予以批駁。既駁對方論點又駁對方論據，反駁中推理嚴密，不乏形象性，時有諷刺，是一篇理晰情篤的論辯作品。如，駁韓愈“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的謬論，就採用設比，對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現層層推理，深刻地揭露韓愈恐懼的實質是“榮其號，利其祿”。推理步驟是，如果說爲史不敢爲褒貶，那麼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尤其不敢爲了。如果說這種邏輯成立的話，那麼掌握生殺、升黜大權的宰相，“其敵益衆”，豈不更不敢爲？那還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其中連用三個反詰句，“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爲史者對比起來，揭露他們“榮其號利其祿”的本質，有力地戳穿韓愈“有志於道”的虛僞性，筆力充滿咄咄逼人的氣勢。
韓愈在給劉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歷史人物，加以歪曲，做爲他“天刑論”的論據。論據是支持論點的根據，只有把論據駁倒了，受其支持的論點才能徹底動搖，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據此採用枚舉例證法，針鋒相對地逐一批駁韓愈的論據。指出孔子、范曄、司馬遷、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爲史無關，駁得韓愈體無完膚。
文章結尾語重心長，飽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實激勵韓愈勇敢地擔起修史的任務，又責備韓愈“謀引”而不去的猶豫態度，催其自決，最後勸誡韓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充分表現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則性，求真理而不妥協的鬥爭精神，也體現了柳文說理深透、氣勢恢宏、感情質樸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