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 · 捲上 · 徐愛錄 · 門人徐愛錄 · 十一

明 · 王守仁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於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náo］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慾，於存天理、去人慾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慾、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
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慾，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週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

譯文

徐愛請先生比較一下王通和韓愈。
先生說：“韓愈是文人中的英才；王通是一位賢能大儒。後人僅僅因爲文章詩詞的緣故，就十分推崇韓愈，其實韓愈比王通差得遠。”
徐愛問道：“那麼，王通怎麼會有模擬經書這種錯誤的呢？”
先生說：“模擬經書恐怕也不能全部否定。你姑且說說後世儒學之士寫作的目的與模擬經書比起來有何區別？”
徐愛說：“後世儒者的編著不是沒有求名之意，但明道是最終目的；而模擬經書完全是爲了求名。”
先生說：“著書講經以闡明聖道，仿效的又是什麼呢？”
徐愛說：“仿效孔子刪述《六經》以闡明聖道。”
先生說：“既然如此，模擬經書不就是仿效孔子嗎？”
徐愛說：“編著須對道有所發明闡釋；模擬經書彷彿只是仿照經書的形式，大概於明道無補。”
先生說：“你所謂的明道，是指返璞歸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實呢？還是指華而不實，藉此譁衆取寵呢？天下紛亂，主要是因爲重虛文、輕實行。如果聖賢之道彰明於天下，那麼《六經》不必刪述。孔子對《六經》的刪述，是不得已而爲之呀。自從伏羲畫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論《易》的如《連山》《歸藏》等著述紛紜繁複，種類數不勝數，《易》道因此亂作一團。孔子發現天下愈益盛行文飾之風，認爲如此發展只會目無綱紀，所以效法文王、周公關於《易》的論述，認爲只有他們的主張才把握了《易》的宗旨。從此，紛繁複雜的學說均被廢棄，天下闡述《易》的學說開始歸一。《詩》《書》《禮》《樂》《春秋》也是這樣。《尚書》自《典》《謨》之後，《詩經》自《周南》《召南》之後，如《九丘》《八索》，許多淫邪妖冶之句，達成百上千篇。《禮》《樂》的名物度數不計其數。孔子均作了刪削述正，自此其他說法才終止。在《書》《詩》《禮》《樂》之中，孔子何嘗加過一句多餘的話呢？現今《禮記》中的解釋之詞，大多是後來的儒生自己牽強附會硬湊的，不再是孔子當時所編著的原本了。至於《春秋》雖然大家也說是孔子編著，實際上是在魯史之舊文上筆削而成。所謂‘筆’，亦即照抄原文；所謂‘削’，亦即刪減繁複，那是有減而無增。孔子傳述《六經》，擔憂繁文擾亂天下，雖然簡略卻不能徹底做到，使天下人從此務必去掉華麗的文飾而追求文章的實質內容，並不是以文辭教導人們。《春秋》之後，繁文日益盛行，天下更加混亂了。秦始皇焚書得罪天下，是因爲他出於一己之私，更不該焚了《六經》。如果當時他志向只在於明道的話，把那些反經叛理的書全焚燒掉，這也正暗合了孔子刪述的意思。從秦漢以來，文辭華麗的風氣又一天天興盛起來了，要想徹底廢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做法，對那些和經書道理相接近的進行表揚，那麼其他的怪理悖論，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知道文中子王通當初模擬經書是何意圖？但我體會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處，我認爲，即便聖人重生，也是不會否認這種做法的。天下之所以混亂不堪，是因爲華麗的文飾興盛，而求實之風衰敗，人們各抒己見，爭奇鬥異，喧囂於世，這隻會混淆人們的視聽，矇蔽世人的耳目，使天下人崇尚華麗，爭相追求文飾，以求在社會上出名，而不再懂得還有崇尚真實、返璞歸真的切行，這些都是那些著書立說的人所導致的。”
徐愛說：“有些時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這本書，如果沒有《左傳》做解，恐怕世人也難以讀懂。”
先生說：“《春秋》必須有《左傳》才能明白，這樣，《春秋》不就成爲歇後謎語了，聖人何苦寫這些艱深隱晦的詞句呢？《左傳》大多是《魯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憑藉《左傳》纔可讀懂，那麼，孔子又何必把魯史刪改成《春秋》呢？”
徐愛說：“程頤先生也認爲：‘《傳》是案，《經》是斷。’比如，《春秋》上記載弒某君、伐某國，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難以做出確切的判斷。”
先生說：“程頤先生的這種觀點，差不多也是承襲後世儒生的說法，沒有明白聖人作經的本意。比如寫‘弒君’，弒君是罪過，何必去了解弒君的經過呢？討伐的命令該天子發佈，寫‘伐國’，伐國就是罪，爲什麼去問征伐別國的經過？聖人闡述《六經》，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爲了存天理、去私慾，對於這些事情，孔子曾經就說過。孔子常依據人們的問題，對各自的程度與性質做不同的回答，但他也不會多說，只怕人們專門在語言上糾纏而忽略了學說的本質，所以他對子貢說：‘我不想說什麼了。’如果是些滅天理、縱人慾的事，又怎麼能夠詳細地告訴世人呢？這不是要助長亂象、引導奸惡嗎！所以《孟子·梁惠王上》講道：‘孔子的門生沒有記載齊桓公、晉文公的事蹟的，所以他們殺伐征討的事就沒有流傳後世。’這就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究做霸道的學問，因而他們要精通許多陰謀詭計，這完全是一種功利心態，與聖人寫作經書的宗旨正好相反，所以伊川這話怎麼說得通呢？”
先生因此感嘆地說：“不能通達天理的人，很難和他說清楚這事的！”
他接着說：“孔子曾說：‘我還能見到史書上有存疑而未紀錄的地方。’孟子也說：‘完全相信《尚書》，還不如不看《尚書》，我只從《武成》篇裏取兩三捲來讀讀而已。’孔子刪述《尚書》，即使是堯、舜、禹這四五百年間的歷史，也僅存數篇，除此之外，難道是其中沒有別的事發生，而所著述卻僅僅止此，聖人的本意由此可知了。聖人僅是剔除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
徐愛說：“聖人著經，只是要去人慾、存天理。像春秋五霸之後的事，聖人不想詳細地告訴世人，確實是這樣的。那麼，堯舜之前的事，爲什麼也記載得十分簡略呢？”
先生說：“伏羲、黃帝的時代，發生的事情久遠而不詳，能記下來流傳的就更少了。這也是可以想象的，當時世風淳樸，大概沒有華麗修辭、注重文飾的風氣，這就太古的時代，非後世所能比擬。”
徐愛說：“像《三墳》之類的書，也有流傳下來的，爲什麼孔子也要刪掉它呢？”
先生說：“即使有流傳下來的，也因爲世道變化而不再適宜了。社會風氣日益開放，文采日漸興盛，到了周朝末年，想再恢復夏、商的習俗已不可能，何況恢復到堯舜的時代呢？更不必說比這還早的伏羲、黃帝時的世風了！各朝代治世的表現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個道。孔子效法堯、舜和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即是堯、舜之道，只是因爲時代不同，社會治理也有所不同，所施的教化與所設的政令自然也不同，把夏、商的制度政令施行於周朝，已經不合時宜。所以，周公想並採禹、湯、文王的舉措，碰到不合適的地方，還需夜以繼日地深入研究。何況太古時的制度政令，難道還能實行嗎？這正是孔子刪略前代之事的原因。”
先生接着說：“但求無爲而治，不能像禹、湯、文王那樣因時機環境適宜而採取政治策略，而非要去實行遠古的風俗，這是佛教、老莊的主張。根據時代的變化對社會進行治理，卻不能像禹、湯、文王那樣以道爲本，而以功利之心來實行，這正是五霸以後治世的情形。後來的世儒們諸多人講來講去，其實只講了個霸術而已。”

注釋

文中子，指隋王通（584—617），字仲淹，山西龍門人。仿孔子作《六經》。
韓退之，指唐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北昌黎人。他反對釋、道，提倡儒學復興，爲宋明理學之先驅。
《典》《謨》，即《書經》之《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二南，即《詩經》之《周南》《召南》。《八索》《九丘》傳說中的古書名，《左傳》：“楚左使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古文尚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筆削，《史記·孔子世家》：“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焚書，見《史記·始皇本紀》：“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論語·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中庸》第三十二章：“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論語·衛靈公》：“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五伯，即五霸：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宋襄公、秦穆公。
《三墳》，古書名。
憲章，見《中庸》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