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 第三折

元 · 馬致遠

〔鬥鵪鶉〕大古裏萬水千山[1]，賣弄你三從四德。我漾起拳頭，他揣與我個麪皮。休，休，休！今世裏饒人不是癡。咱兩個善廝離。我來到林下山間，再誰想星前月底。
〔普天樂〕出虎狼叢，拜辭了鴛鴦會。這的中做布碾，好做鋪持。急切裏無片紙。將這的鋪在田地。就着這水渠中，插手在青泥內，與你個泥手模便當休離。我和你恩斷義絕，花殘月缺，再誰戀錦被羅幃。
〔上小樓〕你道是夫唱婦隨，夫榮妻貴。我從那早起晚息，擇菜挑薺，打水澆畦。你向這裏撒（歹+帝）殢。休尋自縊。菜園中撧蔥[2]人脆。
〔滿庭芳〕這擔輕如你底。你道我擔荊筐受苦，強如你火院便宜。兩頭來往搬興廢。休想我擔是擔非。雖不如張子房休官罷職，我待學陶淵明歸去來兮。咱休罪，今朝廝離。由你做張郎婦李郎妻。
〔耍孩兒〕想人生六合乾坤內，活到七十都能有幾。人生幻化比芳菲。人愁老花怕春歸。人貧人富無多限，花開花落能有幾。咱想着人子（只）有三寸元陽氣。貫串着凡胎濁骨，使作那肉眼愚眉。
〔六煞〕第一來女色再不侵，第二來把香醪再不吃，堆金積玉成何濟。人生一世心都愛，誰爲三般事不迷。跳出紅塵內，尋泛錦槎天浪，爛斧柯仙棋。
〔三煞〕一投匆匆月出東，卻早厭厭日落西。秋鴻塞雁相催逼。玉天仙妻子權休罪。魔合羅孩兒誰是誰。我見他搵不迭腮邊淚。問甚麼水胡花性命，愛惜你花朵兒身起。
〔收尾〕由你死共死、活後活，我二則二、一則一。你道是嬌妻、幼子和兄弟。我跳出七代，先靈稽首也勸不的！

注釋

大古裏萬水千山：兜了無數圈子，說了無數的話。
撧蔥：撧，折斷。撧蔥，由於蔥易撧斷，故宋元市語常以“撧蔥”比喻物脆易折。在這裏是任風子勸阻妻子自殺的話，意謂在菜園子裏自殺，人像撧蔥一樣脆，救都來不及救。

賞析

馬丹陽，金代道士。全真教“遇仙派”創始人。任風子可能是傳說人物。
根據“雜劇十二科”的分類，此劇屬於“神仙道化”，爲第一科。和一般的宗教題材的戲劇作品不同，元雜劇的神仙道化劇並不勸人戒惡修善，也不普度衆生。根本不遵守“混元五戒”的首戒“不得殺生”，而只度化原來就名列仙籍的下凡神仙或有“半仙”之分的俗子。《任風子》一劇可以認爲是這一類作品的典型。
全劇情節如下：任屠爲孩兒滿月宴請衆屠；聽衆屠說道士馬丹陽勸齋，攪了屠家買賣；任屠下決心要殺掉馬丹陽。任屠殺馬丹陽不成，哀求馬丹陽，願隨其出家。任屠妻帶了孩兒和任屠弟上山勸他回家，任毫不回心轉意，休離妻子，摔死孩兒，也不認兄弟，執意出家。馬丹陽又讓任風子經受了種種折磨，最後認爲他已“功成行滿”，於是衆仙迎任風子赴蓬萊仙境。
以上所引曲文，均屬於第三折。爲任風子決意出家，休妻、殺子、逐弟時所唱。任風子唱了這些曲文之後，馬丹陽才說：“此人省悟了也。”可見是全劇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鬥鵪鶉〕、〔普天樂〕、〔上小樓〕三曲是任屠與其妻的對話。其妻自詡三從四德，一定要拖任屠回去，任屠則勸妻子“善廝離”，就在菜園地裏用一塊布寫了休書，和妻子一同摁了“泥手模”。妻子絕望，意欲自盡，任屠則以“撧蔥人脆”作比相勸。〔滿庭芳〕爲任屠、其弟、其妻三人間之對話，任屠竟把挑貨擔看作是“擔是擔非”，表示了無意經營，而要學張子房、陶淵明一樣遁世而遠離是非之地。〔耍孩兒〕及〔六煞〕由任屠主動表示入道之強烈決心，並大談其對人生的虛幻看法。〔三煞〕爲任屠摔死孩兒時所唱，孩兒連聲呼喚“父親”，任亦不予理會，可見其恩斷義絕。〔收尾〕一曲，任屠表示了“跳出七代”之決心。至此，的確再也不可能去思考妻兒輩之生死了。
本劇開始時，馬丹陽說他之所以能成爲神仙在於棄絕了“人我是非，富貴名利，酒色財氣”。〔六煞〕中任風子說的是要棄絕女色、香醪、金玉這“三般事”，基本內容有近似之處，馬丹陽的境界當然更高一些。任風子把修道說成是“出虎狼叢”，將挑水澆畦與“兩頭來往搬興廢”、“張子房休官罷職”、“陶淵明歸去來兮”相聯繫，則又和棄絕“人我是非，富貴名利”的境界十分接近了。
根據以上所引曲子，根據整個劇情中充滿刀光血跡、兇殺離棄，可以說不存在“冤冤相報”的說教，棄絕“三般事”固然略有宣揚教義的色彩，然而任風子的身份、地位、文化素養以及他的整個經歷和張子房、陶淵明絕無共同之處，不存在功成身退或長揖歸田廬的問題。因此，馬致遠這樣寫究竟是在宣講全真教派的教義，還是情不自禁地作了自我慨嘆，都有待認真探討。
作者的意思也許還包含着修道者必須對自己殘忍才能登仙境的內容，所以他的《任風子》以及其他神仙道化劇都把殘忍的行爲以歌頌、讚揚的筆調寫出，似乎認爲這是一種最高的道德境界。元代社會生活中也許確有類似馬丹陽、任風子那樣的人物，所以馬致遠才如此反映。
作者所作散曲清麗如畫，《漢宮秋》等雜劇文辭亦多處可見唐詩、宋詞之影響，此劇諸曲則以民間通俗口語爲主，反映社會下層生活頗爲形象化。可見其才能確是多方面的。
《元曲選》本與《元刊雜劇三十種》本之《任風子》情節與結局略有不同，後者任風子所受折磨更多，殘忍的描寫亦更多，風格與主題則毫無不同之處。
到了明代初年，寧獻王朱權、周憲王朱有燉在經歷了兵戈風雲、面對着權謀生死而以戲曲行韜晦時，又大量編演神仙道化劇，值得我們重視。這樣一種現象的一再發生，和時代以及作者的處境看來是有密切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