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芹十論 · 屯田第六

宋 · 辛棄疾

趙充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榖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爲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用兵制勝以糧爲先，轉餉給軍以通爲利也。必欲使糧足而餉無間絕之憂，惟屯田爲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於今幾年，而曾未睹夫實效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爲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斂怨也。何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爲其懶而不事事，而迫於飢寒，故甘捐軀於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閑縱，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無事而幸飽暖於官，今焉官有事而責死力於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屯田，是則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佃以爲生，而輕失身於黥戮？上驅我於萬死，豈不能捐榖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再畎畝則邀奪民田、脅掠酒肉，以肆無稽，踐行陣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可爲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誠未睹夫享成之利也。魯莽滅裂，徒費糧種，只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爲策之善。
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厘爲保伍，則歸正不厘務官擢爲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簽而來，耒耨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生事。惟官爲之計其閑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目，土人以占之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爲二等；爲之兵者，田之所以盡以予之；危之民者，十分稅一則以爲凶荒賑濟之儲。室廬、器具、糧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蓄雞豚，以爲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於生養。無事則長貳爲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爲主兵之將，許其理爲資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委守臣監司核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熟不更相勸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求自釋於廟堂，又痛事行跡，愈不加恤。間有挾不平，出怨語，重典已縶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俸給爲話，胥吏淚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
聞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逾九、十。」此正屯田非特爲國家便，而且亦爲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懷異心，群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且和親之後沿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扳北歸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爲制，此豈獨歸正軍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爲屯田以處之，則人有常產而上無重斂，彼何苦叛去以甘虜人橫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攮奪以苟生，誠豐沃矣！何苦如是？飢者易爲食，必不然也。誠使果耳，疏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於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逆慮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
蓋今所謂御前諸軍者，待之素厚而仰之素優，故驕。驕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異於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於農桑失業之徒，故狎於野而不怨。往年嘗獵其丁壯勁勇者爲一軍矣，臣以爲可輩徒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并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素賤，必不敢倨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勢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禁屯田之利，計有出於此者乎？
昔商之頑民相率爲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邑，曰：「商之臣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人治天下未嘗絕物固如此。今歸正軍人聚於兩淮而屯田以居之，核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使人自爲戰之術，而井田兵農之遺制也。況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豈有不濟之事哉！

序

《美芹十論》爲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所作，該書從第一論以至於第十論，無一不是精闢之論。同時，這也是一部很好的軍事論著，有著很高的硏究價値。
“芹”指芹菜。《列子· 揚朱》篇載：有人嚮同鄉富豪贊美芹菜好喫，結果富豪喫了反倒嘴腫鬧肚子。後人以“獻芹”稱所獻之物菲薄，以示誠意。
南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辛棄疾寫了十篇論文，又稱《美芹十論》，陳述抗金救國、收復失地、統一中國的大計。《美芹十論》是獻給皇帝的，因此，作者謙稱《十論》不過是他自己覺得好，皇帝不一定就會喜歡——就像宋人喜歡芹菜一樣——事實上，皇帝的确不喜歡。 自從辛棄疾獻了《美芹十論》之後，人們就把“美芹”作爲憂國憂民、悲國家之顛覆的代名詞了。從此美芹有了特定深遠的含義了。
李筌曾於《太白陰經·卷一·人無勇怯篇》對勇怯與地域之關係提出了曠古絶今之論，而辛棄疾則於《自治》篇中對：“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於中原’”之問題提出反駁，幷作出“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的結論。與李筌不同的是，辛棄疾的目的在於希望南宋朝廷能由排除南北勇怯的成見，進而自治圖強；前者理論價値絶高，而後者現實指導之意義甚大。同源殊流，各有所長。
至於其在《察情》一篇所論：“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此説可謂得兵家虛實理論之精華。空城計之所以得行險而穩成，其妙處亦不過在此而已。然直陳此妙、直搗關鍵樞要之處者，辛棄疾可謂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