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 · 卷中 · 答顧東橋書 · 十

明 · 王守仁

來書雲：“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
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繆，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
吾子謂：“語孝於溫？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示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譯文

來信說：“道的基本含義容易明白，正如你所說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那些細節、條目的隨時變化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必得通過學習而後才能掌握。你現在就溫？定省談論孝道，誰能不知曉呢？至於舜未向父稟報而娶妻，武王未葬文王而伐紂，曾子養志而曾無養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爲親人守喪三年等等事情，在正常與變化之間、過分與不足之間，必須要討論一個是非準則，作爲解決事情的依據，然後人的心體才能不被矇蔽，遇到事情才能不出差錯。”
聖道的主要含義容易明白，這話說得對。環顧後世學者，皆是忽視其易於明白而不用，反而追求那些難以理解的東西作爲學問，這就是孟子所說的“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孟子說：“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在擁有良知良能上，愚夫愚婦和聖人是相同的；但是隻有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則不能，這就是聖人和普通人的區別。細節、條目的隨時變化，聖人難道會不知道？只是不專門把這當做學問罷了。聖人所謂的學問，只是致其良知以精確體察心中的天理，因而才成爲其區別於後世學者的關鍵所在。你還沒有去致良知，而在那裏慌張地擔心這些小問題，這正是遠離了易於明白的而趨於難於明白的毛病。
良知良能與細節條目隨時變化的關係，就像規矩尺度對於方圓長短一樣。細節、條目隨時間變化是不可事先預測的，就像方圓長短的變化是無窮無盡的。因此，規矩定了，方圓與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方圓也就不可勝用；尺度定了，長短與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長短也就不可勝用；良知確實達到了，那麼細節、條目隨時間的變化也就暴露無遺，天下不斷變化的細節、條目就都能應付了。差之毫釐就會謬之千里，不在自己內心良知的變化間去省察差別，那你的所學將何以致用呢？因此，不用規矩去測量而隨意說這是方那是圓，不用尺度去丈量而隨便說這個長那個短，我覺得破綻百出，只會一天天徒勞而無所收穫。
你說“語孝於溫？定省，孰不知之”，然而真正能致孝的良知的人還是很少的。如果說粗略地知曉溫？定省的禮節，就能致孝順的良知，那麼凡是知曉作爲君主應當實行仁政的人，就都能致仁義的良知；凡是知曉作爲臣下應當忠誠君主的人，就都能致忠君的良知，那天下誰又不是能致良知的人呢？可見，“致知”的關鍵在於“行”，“不踐行”就不能說是“致知”，這是最明白不過的。知行合一的概念，不就更加明白了嗎？
至於舜之不告而娶，之前哪有不告而娶的準則可作爲參考，虞舜又是翻閱了什麼典章，請教了什麼人，才這麼做的？他不過是根據自己內心的良知，權衡輕重緩急、利弊得失，不得已而爲之罷了！武王之不葬而興師，之前哪有不葬而伐的案例作爲準則，姬發又是翻閱了什麼典章，請教了什麼人，才這麼做的？他也不過是根據自己內心的良知，權衡輕重緩急、利弊得失，不得已而爲之罷了！假使虞舜在心裏不是真怕沒有後代，武王在心中不是真的要救百姓於水火之中，那麼他們不告訴父母就娶妻和不安葬父親就興師伐紂，就是天下最大的不孝不忠。後世的人不孜孜以求於致其良知，不在處理事情時精心體察天理，卻在酬酢之間憑空討論此等應變處常的事，幻想以此作爲臨事機變的準則，以求得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沒有過失，這也太離譜了。其餘幾件事都可以以此類推，那麼《大學》關於致知的本意，從此就可以明白了。

注釋

《中庸》第二十章：“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孟子·萬章上》第二章：“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史記·伯夷列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
《孟子·離婁上》第十九章：“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孔子家語》：“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生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
《孟子·離婁上》第十一章：“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告子下》第二章：“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以下内容由 AI 生成，仅供参考。）

註釋

• 邇（ěr）：近。
• 汲汲：急切的樣子。
• 乖張謬戾：形容性格怪僻、執拗。

翻譯

你來信說：「道的大的方面容易明白，就是所說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婦也可以達到』。至於具體細節和隨時代變化的詳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地方，一定要通過學習才能知道。現在說孝順體現在溫？定省上，誰不知道呢？至於舜不稟告父母就娶妻，武王沒有安葬文王就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在墓旁結廬等事，在平常和變化時，過分與不足之間，必須要討論是非，作爲處理事情的根本，然後內心纔沒有矇蔽，遇事纔不會有失誤。」 「道的大的方面容易明白」，這話確實如此。只是後世的學者忽略那容易明白的而不走，而去追求那難以明白的當作學問，這就是他們「道在近處卻向遠處求，事情容易卻向難處求」的原因。孟子說：「道就像大路一樣，難道很難知曉嗎？只是人們不願去走罷了。」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和聖人是一樣的；只是只有聖人能致自己的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這就是聖人和愚人之所以區分的原因。具體細節和時代變化，聖人難道不知道？只是不專門把這當作學問。而他們所說的學問，正是隻致自己的良知，來精確審察自己心中的天理，這和後世的學問不同而已。你還沒來得及致力於致良知，卻急切地憂慮這些，這正是追求難以明白的當作學問的弊端啊。 良知對於具體細節和時代變化，就像規矩尺度對於方圓長短。具體細節和時代變化不能預先確定，就像方圓長短不可窮盡一樣。所以規矩確實設立了，就不能用方圓來欺騙，那麼天下的方圓就取之不盡了；尺度確實陳列了，就不能用長短來欺騙，那麼天下的長短就用之不竭了；良知確實致到了，就不能用具體細節和時代變化來欺騙，那麼天下的具體細節和時代變化就應對不完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錯誤，如果不在我們內心良知的一念細微之處去考察，那又將用它做什麼學問呢？這就是不用規矩卻想確定天下的方圓，不用尺度卻想窮盡天下的長短，我看他乖僻謬誤，天天忙碌卻沒有成果啊。 你說：「說孝順體現在溫？定省，誰不知道呢？」然而能致這個良知的人很少。如果說大致知道溫？定省的儀節，就說能致這個良知，那麼凡是知道君主應當仁愛的，都可以說能致他那仁愛的良知；知道臣子應當忠誠的，都可以說能致他那忠誠的良知，那麼天下還有誰不是致知的人呢？由此來說，可以知道致知一定在於實踐，而不實踐就不能稱爲致知，這就很明白了。知行合一的本質，不是更加明白了嗎？ 舜不稟告父母就娶妻，難道舜之前有不稟告父母就娶妻的人作爲準則，所以舜能參考什麼典籍，問什麼人，而這樣做嗎？或者也是根據自己心中一念的良知，權衡輕重是否適宜，迫不得已才這樣做嗎？武王沒有安葬文王就興師，難道武王之前有不安葬文王就興師的人作爲準則，所以武王能參考什麼典籍，問什麼人，而這樣做嗎？或者也是根據自己心中一念的良知，權衡輕重是否適宜，迫不得已才這樣做嗎？假使舜的內心不是真誠地憂患沒有後代，武王的內心不是真誠地憂患拯救百姓，那麼他們的不告而娶和不葬而興師，就是最大的不孝、不忠。而後世的人不致力致自己的良知，來精確審察義理在自己內心感應應酬之間，卻想要憑空討論這些變化無常的事情，拿這些來當作處理事情的根本，以求遇事沒有失誤，那相差也太遠了。其餘的幾條，都可以以此類推，那麼古人致知的學問，就可以知道了。

賞析

這段文字主要探討了道的易知與難知、良知的普遍性與致良知的意義，以及如何對待具體事務和變化。強調道的根本易於理解，但後人卻捨本逐末去追求艱深的東西，忽略了良知的重要性。以舜和武王的事例說明應依據心中良知來判斷和行動，而不是脫離實際地討論一些非常情況。最後指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真正達到致知，突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整體論述邏輯嚴密，對後世理解儒家學說中的良知和實踐觀念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