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2],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3],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4],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5]之心,可以吾說當[6]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7],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8],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9]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10]瑏瑠。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11],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12],知者揣之外而得之[13],事泄於外,必以爲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14],說行而有功則德忘[15],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強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矣[16],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17],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18],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也[19]。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20],米鹽博辯則以爲多而交之[21],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22],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23]。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24],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25]。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26]。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27]。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28]。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29]。欲內相存之言[30],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31]。彼自多其
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32];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33];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34]。大意無所拂悟[35],辭言無所繫縻[36],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幹其上也[37]。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38]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39],此非能士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40]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41]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42],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43],則非知之難也,處之[44]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45]。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46]。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47],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
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48]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拼音
賞析
說難,遊說人主之難。全文緊扣住一個“難”字,論述遊說之術在於曲意迎合人主。它在客觀上顯示出封建君主的自私、虛僞、專橫和殘暴,同時也暴露了那些遊說者只知獵取功名利祿,不顧公義是非,一味玩弄權謀以求迎合人主的醜態。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提出總的論點,開頭用“凡說之難”總挈全篇。接着,先強調“難”不在遊說者一邊而在人主一邊;再突出遊說之難,難於知人主之心。然後用“名高”、“厚利”爲例,具體說明人主之心所以難知,是由於人主的所欲不同,表裏不一。指明瞭“難”之所在,第二部分就從不同方面進行具體論述。第三部分是結論,以龍爲喻,指出遊說者要“無嬰人主之逆鱗”,用這樣的比喻結尾,既進一步突出中心,又生動形象。第二部分爲全文的主體,是從三方面周密論證並顯現封建君主和遊說者的人物形象的:
一、列舉十五種情況從反面論述遊說之難。先連用七個“身危”,說明觸及其一,遊說者即有生命危險:其一“語及所匿之事”———被疑爲知其隱私;其二“知其所以爲”———知其意圖,引起顧忌;其三“規異事而當”致“事泄於外”———被誤認爲泄密;其四“語極知”———交淺言深,以致誤解;其五“明言禮義以挑其惡”———被認爲挑剔過錯;其六“與知其事”———被疑爲居功;其七“強以其不能爲,止以其不能已”———被認爲強其所難。這七個“身危”表明:人主不管遊說內容的是非曲直,也不顧事實的真相,只憑他自己的愛憎和私慾,任意殘害遊說者。接着,又連用了六個“則以爲”、兩個“則曰”,進而表明:人主無端懷疑,任意誣陷,只要一不稱心,遊說者就身臨危境。文章具體分析的是遊說之“難”,而封建君主的自私、虛僞、專橫殘暴的形象卻透過字面活現在讀者眼前了。當然,韓非是極端的君權論者,主觀上不會去揭露人主的;但由於他對人主心理了解得那麼深刻,分析得那麼精密,以致切中要害,客觀上就起着揭露人主的可憎面目的作用了。
二、針對遊說之難,從正面提出十二種遊說之術。先總的指出:“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這句話的實質是說:遊說之術就在於曲意迎合人主。接着,就列舉了十二種遊說之術,具體分析了人主充滿私慾而又表裏不一的心理,針對各種心理如何阿其私慾,投其所好。舉其二“術”來剖析一下:人主起了一種卑下的念頭,想做某種事,心知不對,但不做又不甘心,遊說者就要誇飾這種事是美好的,對人主不去做反而表示不滿意,以示人主不能控制自己不是毛病,去做倒是應該的;人主起了一種高尚的念頭,想做某事可實際又辦不到,遊說者就要指出這個意圖的錯誤,表明做這件事的壞處,並對不去做這種事表示讚揚,以示人主不做不僅不可恥,反而是正確的。如果把這十二種遊說術的內容依次排列,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貫穿其“術”的基本原則就是:不講公義,不問是非,不擇手段,只求迎合人主心意!最後小結指出:遊說之士只有固結人主之心,取得寵信,才能遊說成功。並說:這種做法“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士所恥也”。這是韓非的政治觀點在這方面的表現。郭沫若在《十批判書·韓非子批判》中說:“君臣關係,在韓非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看成牧畜,另一種是看成買賣。”“君既是虎豹,臣也就應該甘心做爪牙,只要把老百姓鎮壓得住,攝取他們的血汗和生命,那就國富兵強,主安位尊,而天下太平了。”我們讀“遊說之術”這段文字,儘管也明白作者的主觀意圖,但從他的細緻論述中受到感染的,卻是眼前活現出那些爲獵取功名而不顧公義是非,只求曲意迎合而卑躬屈膝的醜惡形象,情不自禁地產生憎惡之感。
三、再舉出歷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進一步論證遊說之難。主要是三個故事。鄭武公伐胡的故事,用以說明人主的表裏不一,忠直之臣就慘遭殺戮。鄰人之父被疑的故事以及附帶提及的關於繞朝的事,用以說明由於親疏不同,處境各異,以致忠言者反遭謗毀。彌子瑕的故事,用以說明人主的愛憎無常,是非無準,人臣的榮辱立變。這三個故事總的突出遊說之難。這樣運用寓言和歷史故事來作論據,使文章生動,更深一層地加強了論證的說服力;在客觀效果上,那些封建君主和遊說者的形象則更活現了。
這篇文章是韓非的代表作之一,體現了韓文的特色。論述透闢,鋒芒銳利,形象生動等藝術成就,固可以有所借鑑;而其社會作用和認識意義更值得注意。韓非是先秦“法、術、勢”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封建社會的極端君權論者。他把君臣之間乃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歸結爲各圖私利,要施展“抱負”的人,必得依附強力,才能“聽用而振世”,因而也就可以不問公義是非,不擇手段,只求投人主所好。作者分析精密,論述透徹而又生動形象,大有助於從一個側面認識封建制度的醜惡。《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在引錄《說難》全文之前,說:“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司馬遷在這篇列傳的最後又慨嘆說:“餘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韓非是封建專制暴力的鼓吹者,也是封建專制暴力統治下的被害者;他自身的遭遇,就是一個可悲的歷史教訓。

韓非
韓國都城新鄭(今河南省新鄭市)人,戰國末期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散文家。韓非被譽爲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兩個人之一。韓非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將老子的辯證法、樸素唯物主義與法融爲一體。韓非是韓王之子,荀子的學生,李斯的同學。著有《韓非子》一書,共五十五篇,十萬餘字。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呈現韓非極爲重視唯物主義與效益主義思想,積極倡導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目的是爲專制君主提供富國強兵的思想。韓非深愛自己的祖國韓國,但他的政治主張並不被韓王所重視,而秦王嬴政卻爲了得到韓非而出兵攻打韓國。李斯因嫉妒韓非的才能,將韓非害死在秦國。但是,韓非的法家思想卻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幫助秦國富國強兵,最終統一六國。韓非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對後世影響深遠。《史記》載: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可知當時秦王的重視。《韓非子》也是間接補遺史書對中國先秦時期史料不足的參考重要來源之一,著作中許多當代民間傳說和寓言故事也成爲成語典故的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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