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 · 太史公自序

漢 ·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採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譯文

太史公說：“我的父親生前曾經說過：‘自周公死後，經過五百年纔有了孔子。孔子死後，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繼承聖明時代的事業，修正《易傳》，續寫《春秋》，本於《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的嗎？’”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託在我的身上呀！寄託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麼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爲什麼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曾聽董生說過：‘周朝的政治衰落破敗之時，孔子出任魯國的司寇，諸侯害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張再也行不通了，於是評判二百四十二年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爲天下人行動的準則，貶抑天子，斥退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話記載下來，但不如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現更加深刻、明顯。’《春秋》，從上而言，闡明瞭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從下而言，辨明瞭爲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瞭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了的世系，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內容。《易經》顯示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相互關係，所以長於變化；《儀禮》規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故長於行動；《尚書》記載了上古先王的事蹟，所以長於從政；《詩經》記載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長於教化；《樂記》是音樂所以成立的根據，所以長於調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長於治理百姓。因此，《儀禮》是用來節制人的行爲的，《樂記》是用來激發和穆的感情的，《尚書》是用來指導政事的，《詩經》是用來表達內心的情意的，《易經》是用來說明變化的，《春秋》是用來闡明正義的。把一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沒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書有數萬字，其中的要點也有數千。萬物萬事的分離與聚合，都記在《春秋》裏了。《春秋》中，臣殺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國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處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國家政權的不計其數。觀察他們所以會這樣的原因，都在於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說‘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因此說，‘臣殺君，子殺父，不是一朝一夕才這樣的，而是長時期逐漸形成的’。所以，一國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當面有人進讒他看不見，背後有竊國之賊他也不知道。身爲國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則，處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樣做才合適，遇到出乎意料的事變不知用變通的權宜之計去對付。作爲一國之君和一家之長卻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作爲大臣和兒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因爲陰謀篡位和殺害君父而被誅殺，得一個死罪的名聲。其實，他們都以爲自己在幹好事，做了而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受了毫無根據的批評而不敢反駁。因爲不通禮義的宗旨，以至於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做國君的不像國君，大臣們就會犯上作亂；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會遭到殺身之禍；做父親的不像父親，就是沒有倫理道德；做兒子的不像兒子，就是不孝敬父母。這四種行爲，是天下最大的過錯。把這四種最大的過錯加在這些人身上，他們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託。所以《春秋》這部書，是關於禮義的主要經典著作。禮的作用是防患於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惡於已然；法的除惡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的防患作用難以被人們理解。”
壺遂說：“孔子的時代，國家沒有英明的國君，下層的賢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這才寫作《春秋》，流傳下這部用筆墨寫成的著作來判明什麼是禮義，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現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職守，萬事已經具備，都按着適當的順序進行着，太史公所論述的，想要說明什麼宗旨呢？”
太史公說：“對，對！不對，不對！不是這樣的。我曾從先父那裏聽說：‘伏羲最純樸厚道，他創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堯、虞舜時代的昌盛，《尚書》上記載了，禮樂就是那時製作的。商湯、周武王時代的興隆，古代的詩人已經加以歌頌。《春秋》歌頌善人，貶斥惡人，推崇夏、商、週三代的德政，頌揚周王朝，並非全是抨擊和譏刺。’自從漢朝建立以來，直到當今的英明天子，捕獲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曆法，更換車馬、祭牲的顏色。受命於上天，德澤流佈遠方，四海之外與漢族風俗不同的地區，也紛紛通過幾重翻譯叩開關門，請求前來進獻物品和拜見天子，這些事說也說不完。大臣百官盡力歌頌天子的聖明功德，但還是不能把其中的意義闡述透徹。況且，賢士不被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皇上英明神聖而他的美德沒能流傳久遠，這是史官的過錯。況且，我曾經做過太史令，如果廢棄皇上英明神聖的盛大美德不去記載，埋沒功臣、貴族、賢大夫的事蹟不去記述，丟棄先父生前的殷勤囑託，沒有什麼罪過比這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會傳說，談不上創作，而你卻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並論，這就錯了。”
於是編寫《史記》。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關進了監獄。於是喟然長嘆：“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被摧毀了，不會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後又轉而深思：“《詩經》和《尚書》辭意隱約，這是作者要表達他們內心的思想。從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陳國和蔡國受到困厄，就寫作《春秋》；屈原被懷王放逐，就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這纔有了《國語》；孫臏遭受臏刑之苦，於是研究兵法；呂不韋謫遷蜀地，後世卻流傳着《呂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說難》、《孤憤》才產生；《詩經》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聖賢之人爲抒發胸中的憤懣之情而創作的。這些人都是意氣有所鬱結，沒有地方可以發泄，這才追述往事，思念將來。”於是，終於記述了唐堯以來的歷史，止於獵獲白麟的元狩元年，而從黃帝開始。

注釋

太史公：司馬遷自稱。
先人：指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時，成王尚年幼，於是就由周公攝政（代掌政權）。周朝的禮樂制度相傳是由周公制定的。
《易傳》：《周易》的組成部分，是儒家學者對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種解釋。
《春秋》：儒家經典，相傳是孔子根據魯國史官編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訂而成。
《詩》：《詩經》，儒家經典之一，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
《書》：《尚書》，儒家經典之一，是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蹟著作的彙編，《禮》：儒家經典《周禮》、《儀禮》、《禮記》三書的合作。《樂》：儒家經典之一，今已不傳。《易傳》、《春秋》、《詩》、《書》、《禮》、《樂》，漢時稱“六藝”。
壺遂：人名，曾和司馬遷一起參加太初改歷，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稱“上大夫”。
董生：指漢代儒學大師董仲舒。
孔子爲魯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孔子在魯國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歲。司寇，掌管刑獄的官。
三王：指夏、商、週三代的開國之君禹、湯、文王。
陰陽：古代以陰陽解釋世間萬物的發展變化，凡天地萬物皆分屬陰陽。四時：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種基本元素，古人認爲它們之間會相生相剋。
牝牡（ｐìｎｍǔ聘母）：牝爲雌，牡爲雄。
指：同“旨”。
弒（ｓｈì是）：古時稱臣殺君、子殺父母曰“弒”。
社稷：土神和穀神。古時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壇；滅人之國，也必先改置被滅國的社稷壇。故以社稷爲國家政權的象徵。
伏羲：神話中人類的始祖。曾教民結網，從事漁獵畜牧。據說《易經》中的八卦就是他畫的。
堯：傳說中我國父系社會後期部落聯盟的領袖。舜：由堯的推舉，繼任部落聯盟的領袖。挑選賢才，治理國家，並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爲自己的繼承人。
《尚書》載之：《尚書》的第一篇《堯典》，記載了堯禪位給舜的事蹟。
湯：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領袖，後任用賢相伊尹執政，積聚力量，先後十一次出征，消滅了鄰近幾個部落。最後一舉滅夏，建立商朝。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繼承文王的遺志，率部東攻，在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大敗商紂王部隊，建立周朝。
詩人歌之：《詩經》中有《商頌》五篇，內容多是對殷代先王先公的讚頌。
三代：夏、商、周。
符瑞：吉祥的徵兆。漢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應”之說，此曰“獲符瑞”，指公元前122年，漢武帝獵獲了一頭白麟，於是改元“元狩”。
封禪：帝王祭天地的典禮。秦漢以後成爲國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築土爲壇祭天。禪，在泰山下的樑父山上闢出一塊場地祭地。
正朔：正是一年的開始，朔是一月的開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時候改朝換代，都要重新確定何時爲一年的第一個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曆的十一月爲歲首；秦以夏曆的十月爲歲首；漢初承秦制，至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04）改用“太初曆”，才用夏曆的正月爲歲首，從此直到清末，歷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
易服色：更改車馬、祭牲的顏色。秦漢時代，盛行“五德終始說”。認爲每一個朝代在五行中必定佔居一德。與此相應，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種顏色。所謂夏朝爲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爲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爲火德，故崇尚赤色；漢初四十年，漢人認爲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後經許多人的抗爭，到武帝時正式改定爲土德，崇尚黃色。
穆清：指天。
重譯：經過幾重翻譯。喻遠方鄰邦。款塞：叩關。
遭李陵之禍：李陵，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漢名將李廣之孫，善於騎射，漢武帝時官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前99），漢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寵妃李夫人之弟、貳師將軍李廣利爲主力，李陵爲偏師。李陵率軍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圍。李廣利按兵不動，致使李陵兵敗投降。司馬遷認爲李陵是難得的將才，在武帝面前爲他辯解，竟被下獄問罪，處以宮刑。這就是“李陵之禍”。
縲紲（ｌéｉｘｉè雷謝）：原是捆綁犯人的繩索，這裏引伸爲監獄。
西伯拘羑（ｙǒｕ）裏，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紂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湯陰縣北）時，把上古時代的八卦（相傳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這就是《周易》一書的骨幹。
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孔子爲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曾周遊列國，但到處碰壁，在陳國和蔡國，還受到了絕糧和圍攻的困厄。其後返回魯國寫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離騷》：請參閱本編所選《屈原列傳》。
左丘：春秋時魯國的史官。相傳他失明以後，撰寫成《國語》一書。
孫子臏腳，而論兵法：孫子，即孫臏，因受一種截去兩腿膝蓋上臏骨的臏刑以後得名。齊國人，曾與龐涓一起從鬼谷子學兵法。後龐涓擔任魏國大將，忌孫之才，把孫臏騙到魏國，處以臏刑。孫臏後被齊威王任爲軍師，著有《孫臏兵法》。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不韋即呂不韋，戰國末年的大商人。秦莊襄王時，被任爲相國，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稱呂不韋爲“尚父”。他曾命門下的賓客編撰了《呂氏春秋》（又稱《呂覽》）一書。秦始皇親政後，被免去相國職務，趕出都城，又令遷蜀，憂懼自殺。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是戰國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韓國貴族。爲李斯所讒，在獄中自殺。《說難》、《孤憤》是《韓非子》中的兩篇。
《詩》三百篇：今本《詩經》共三百零五篇，這裏是指約數。
陶唐：即唐堯。堯最初住在陶丘（今山東定陶縣南），後又遷往唐（今河北唐縣），故稱陶唐氏。《史記》列爲五帝之一。
至於麟止：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獵獲白麟一隻，《史記》記事即止於此年。魯哀公十四年（前481），亦曾獵獲麒麟，孔子聽說後，停止了《春秋》的寫作，後人稱之爲“絕筆於獲麟”。《史記》寫到捕獲白麟爲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
黃帝：傳說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號軒轅氏、有熊氏。《史記》首篇即《五帝本紀》，黃帝爲五帝之首，故云。

序

《太史公自序》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中。是《史記》的最後一篇，是《史記》的自序，也是司馬遷的自傳，人們常稱之爲司馬遷自作之列傳。不僅一部《史記》總括於此，而且司馬遷一生本末也備見於此。文章氣勢浩瀚，宏偉深厚，是研究司馬遷及其《史記》的重要資料。

賞析

太史公從師唐都學習天文，從師楊何學習《易經》，從師黃子學習道家理論。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他憂慮學者不能通曉各學派的要義而所學悖謬，於是論述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說：
《周易·繫辭傳》說：“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體謀慮卻多種多樣；達到的目的相同，而採取的途徑卻不一樣。”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於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學派，只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罷了。我曾經在私下裏研究過陰陽之術，發現它注重吉凶禍福的預兆，禁忌避諱很多，使人受到束縛並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於一年四季運行順序的道理，是不可丟棄的。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該學派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墨家儉嗇而難以依遵，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遵循，但它關於強本節用的主張，則是不可廢棄的。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卻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則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但它辯正名與實的關係，則是不能不認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之“道”，使萬物豐足。道家之術是依據陰陽家關於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吸收儒墨兩家之長，撮取名、法兩家之精要，隨着時勢的發展而發展，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風俗，應用於人事，無不適宜，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爲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臣下隨從。這樣一來，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至於大道的要旨，是捨棄剛強與貪慾，去掉聰明智慧，將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治理天下。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體和精神受到擾亂，不得安寧，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陰陽家認爲四時、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節氣各有一套宜、忌規定，順應它就會昌盛，違背它不死則亡。這未必是對的，所以說陰陽家“使人受束縛而多所畏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自然界的重要規律，不順應它就無法制定天下綱紀，所以說“四時的運行是不能捨棄的”。
儒家以《詩》、《書》、《易》、《禮》、《春秋》、《樂》等《六藝》爲法式，而《六藝》的本文和釋傳以千萬計，幾代相繼不能弄通其學問，有生之年不能窮究其禮儀，所以說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力氣卻很少功效”。至於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改變它的。
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談論他們的品德行爲說：“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階只有三層，用茅草搭蓋屋頂而不加修剪，用櫟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用陶簋吃飯，用陶鉶喝湯，吃的是糙米粗飯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爲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慟哭而不能盡訴其哀痛。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爲萬民的統一標準。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貴賤尊卑就沒有區別了。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墨家學說的要旨強本節用，則是人人豐足，家家富裕之道。這是墨子學說的長處，即使百家學說也是不能廢棄它的。
法家不區別親疏遠近，不區分貴賤尊卑，一律依據法令來決斷，那麼親親屬、尊長上的恩愛關係就斷絕了。這些可作爲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可長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寡恩”。至於說到法家使君主尊貴，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職分明確，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張，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細煩瑣，糾纏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決取於概念名稱卻失棄了一般常理，所以說它“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真實性”。至於循名責實，要求名稱與實際進行比較驗證，這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察的。
道家講“無爲”，又說“無不爲”，其實際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則幽深微妙，難以明白通曉。其學說以虛無爲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爲實用原則。道家認爲事物沒有既成不變之勢，沒有常存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求萬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後物情的事，所以能夠成爲萬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爲法，要順應時勢以成其業；有度而不恃度以爲度，要根據萬物之形各成其度而與之相合。所以說“聖人的思想和業績之所以不可磨滅，就在於能夠順應時勢的變化。虛無是道的永恆規律，順天應人是國君治國理民的綱要”。羣臣一齊來到面前，君主應讓他們各自明確自己的職分。其實際情況符合其言論名聲者，叫做“端”；實際情況不符合其言論聲名者，叫做“窾”。不聽信“窾言”即空話，奸邪就不會產生，賢與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問題在於想不想運用，只要肯運用，什麼事辦不成呢。這樣纔會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輝照耀天下，重又返歸於無名。大凡人活着是因爲有精神，而精神又寄託於形體。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形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形、神分離就會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復生，神、形分離便不能重新結合在一起，所以聖人重視這個問題。由此看來，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託。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體，卻侈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藉的又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