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黨論

宋 ·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形者忠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立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後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乎！治亂興亡之跡，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譯文

臣聽説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衹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
大槪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爲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爲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但是臣以爲：小人幷無朋黨，衹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麽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爲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説小人幷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爲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麽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爲國家做事，那麽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衹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眞朋黨，那麽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爲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爲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兇”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爲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尙書》上説：“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説不成朋黨了，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纔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説什麽“這些人自命爲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爲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絶好人結爲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幷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蒙騙，卻贊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爲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
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爲君主的可以做爲借鑑了。

注釋

惟：衹。
幸：希望。
大凡：大體上。
道：一定的政治主張或思想體系。
黨引：勾結。
賊害：殘害。
守：信奉；
名節：名譽氣節。
之：指代上文的「道義」、「忠信」、「名節」。
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規範進行自我修養。
濟：取得成功。
退：排除，排斥。
共（gōng）工驩兜（huándōu）等四人：指共工、兜、鯀（gǔn）、三苗，即後文被舜放逐的「四兇」。
八元：傳説中上古高辛氏的八個才子。
八愷：傳説中上古高陽氏的八個才子。
皋（gāo）、夔（kuí）、稷（jì）、契（xiè）：傳説他們都是舜時的賢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樂，稷掌管農業，契掌管教育。《史記·五帝本紀》載：「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
更（gēng）相：互相。
書：《尙書》，也稱《書經》。
惟：語氣詞，這裏表判斷語氣。
周：指周武王，周朝開國君主。
用：因此。
後漢獻帝：東漢最後一個皇帝劉協。逮捕，囚禁「黨人」應是桓帝、靈帝時的宦官所爲。
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東漢桓帝時，宦官專權，一些名士如李膺等二百多人反對宦官被加上「誹訕朝廷」的罪名，逮捕囚禁。到靈帝時，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殺，六、七百人受到株連，歷史上稱爲「黨錮之禍」。
目：作動詞用，看作。
黃巾賊：此指張角領導的黃巾軍。「賊」是對農民起義的誣稱。
解：解除，赦免。
朋黨之論：唐穆宗至宣宗年間（公元821年-公元859年），統治集團內形成的牛僧孺爲首的黨和以李德裕爲首的李黨，朋黨之間互相爭鬬，歷時四十餘年，史稱「牛李黨爭」。
昭宗：唐朝將要滅亡時的一個皇帝。殺名士投之黃河本發生於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後一個皇帝。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句：這是權臣朱温的謀士李振嚮朱温提出的建議。朱温在白馬驛（今河南洛陽附近）殺大臣裴樞等七人，幷將他們的屍體投入黃河。清流，指品行高潔的人；濁流，指品格卑污的人。
誚（qiào）：責備。
厭：通「饜」，滿足。
迹：事迹。
鑑：動詞，照，引申爲借鑑。

序

《朋黨論》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在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嚮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目的是駁斥保守派的攻擊，辨朋黨之誣。文章實踐了歐陽修“事信、意新、理通、語工”的理論主張。通篇對比，很有特色。

賞析

這篇文章起筆不凡，開篇提出：君子無黨，小人有黨的觀點。對於小人用來陷人以罪、君子爲之談虎色變的「朋黨之説」，作者不回避，不辯解，而是明确地承認朋黨之有，這樣，便奪取了政敵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開頭一句，作者就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箇方面內容：朋黨之説自古有之；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別；人君要善於辨別。作者首先從道理上論述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本質區別；繼而引用了六件史實，以事實證明了朋黨的「自古有之」；最後通過對前引史實的進一步分析，論證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則國家亂亡；用君子之朋，則國家興盛。文章寫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據，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辯駁的邏輯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直接提出觀點，認爲有關朋黨的議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衹是希望國君能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
第二段：先説有兩種「朋黨」，即因志同道合而結爲朋黨，因利害關係相同而結爲朋黨。接下去，作者以設問的方式提出問題：「我以爲小人沒有朋黨，衹有君子纔有，那原因是什麽呢？」説明當他們利害相同時，暫且互相勾結援引而成朋黨，那是假的。到了他們見到好處而爭先恐後，或者好處已經搶光了，交往也少了，則反而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複説：「故臣謂小人無朋，僞也。」再説君子，他們的行爲完全兩樣：君子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節。憑藉道義、忠信和名節來修煉自身，那麽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範，相助而得益，憑藉這些爲國效力，那麽君子就同心協力，始終如一。接著，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強調這些作爲與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結論説：「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罷黜，「用」是進用。這幾句説：所以做國君的，衹要斥退小人的假朋黨，用君子的眞朋黨，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這段運用了對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區別時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結，同利則暫時爲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力盡則自然疏遠或互相殘害，從實質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以道義、忠信、名節爲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纔是眞朋。二者對比鮮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增強了文章的説服力，同時帶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眞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僞朋則國亡。與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説，自古有之」遙相呼應，對上文結尾的「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正反引用堯、紂時對朋黨的利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國家興亡。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致亡國的歷史教訓。
第四段：作者帶有總結性地論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結爲朋黨，沒有人像商紂王那樣；能禁止善良的人結成朋黨，沒有人像漢獻帝那樣；能殺戮品行高潔、負有時望者的朋黨，沒有什麽時候像唐昭宗統治時那樣。這些國君都把他們的國家搞亂了，滅亡了。
文章末尾，作者又強調了一下：「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鑑矣。」這是説上述的興亡治亂的史迹，做國君的可以藉鑑。很明顯地請求宋仁宗納諫，用君子之眞朋，退小人之僞朋，以使國家興盛起來。
文章不諱言朋黨，而是指出朋黨有原則的區別，「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幷引證歷史來説明君子之朋有利於國，小人之朋有害於國，希望人君進君子之眞朋，去小人之僞朋。文章避免了消極地替作者作辯解，而從正面指出朋黨的客觀存在，指出藉口反對朋黨的人就結爲朋黨，説明朋黨有本質的不同。這就爭取了主動，使作者立於不敗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強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運用，又增加了文章議論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