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 · 卷中 · 答陸原靜書 · 十五

明 · 王守仁

來書雲：“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慾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韓、範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者竅雲，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慾、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慾、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範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其有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慾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慾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慾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氾濫於多歧，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仿象於影響形跡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譯文

信中說：“聰、明、睿、智果真是人天生的資質嗎？仁、義、禮、智果真是人的本性嗎？喜、怒、哀、樂果真是人固有的性情嗎？私慾與外氣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古代的英才如張良、董仲舒、黃憲、諸葛亮、王通、韓琦、范仲淹等人，德業昭彰，皆是備良知致中和的人，卻不能說他們是知道聖道的人，這是爲何？假如說他們的資質天生就好，那麼生知安行的人難道還不如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嗎？我私下裏認爲，說他們對道的認識有點偏頗可以，如果說他們全然不聞道，那麼恐怕會導致後世儒生因推崇記誦訓詁，對他們產生錯誤的看法。我這樣說對嗎？”
性只有一個。仁、義、禮、智，是人性的本性；聰、明、睿、智，是人性的稟賦；喜、怒、哀、樂，是人性的情感；私慾與外氣，是人性的昏蔽。本質有清濁之分，所以感情有過與不及，而昏蔽有深有淺。私慾與外氣，是一種病生髮的兩種痛苦，不是兩個事兒。張良、黃憲、諸葛亮、韓琦、范仲淹等人，都是天生資質好，自然與道的許多地方都巧妙暗合，雖然不能說因此說他們是知聖學，也不能說他們是聞道，可是他們的學問才智離聖道已經不遠了。假如他們知學聞道，不都成了伊尹、傅說、周公、召公了嗎？至於文中子王通，則又不能說他不明白聖學，他的書雖然很多都是他的徒弟寫出來的，其中也有很多錯誤，但是他的學問的大致輪廓還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因爲時代久遠，沒有確鑿的證據，所以不能憑空臆斷他的學問與聖道相差多遠。良知就是聖道，良知自在人心，不單單是聖賢，尋常人也莫不如此。如果沒有物慾的牽累矇蔽，只要遵循着良知並將其發揚光大、流傳開來，則沒有不是道的。只不過是常人的良知總被物慾牽累矇蔽，不能自然循着良知行事罷了。像上面提到的幾個人，天生資質清純明亮，也很少被物慾牽累矇蔽，所以他們的良知發揚流傳的就非常多，自然就離聖道不遠。學者學的也就是循着良知行事而已。說知學，只是要明白專門在學習遵循良知上用功。他們幾個人雖然不知道專門在學習遵循良知上用功，有的還氾濫於歧途，受到別的東西影響或迷惑，因此或離道或合道而不精純。如果得道，就是聖人了。後世儒生曾經以爲他們幾個尚且憑藉天資成就事業，不免會“行不著”“習不察”，這些都不是過分的評價。但是後世儒生所謂的“著察”，是因爲拘泥於狹隘的見聞，昏蔽於舊時習慣的錯誤，從而模擬仿照聖人的影響和事蹟，並非聖學中所說的“著察”。這樣怎麼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呢？所謂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知行”二字也是從用功上來說的。至於知行的本體，其實就是良知良能，即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可以說是生知安行。對“知行”二字更應該精心體察。

注釋

《中庸》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朱熹《中庸章句集註》注曰：“聰明睿智，生之知質。”
張良（字子房）、董仲舒、黃憲（字叔度）、諸葛亮（字孔明）、王通（號文中子）、韓琦、范仲淹。
違道不遠，出自《中庸》第十三章：“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孟子·盡心下》第七章：“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