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 · 卷中 · 答聶文蔚 · 二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旁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廖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浚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雲才著意便是助,纔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雲:“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譬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膅膅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癡呆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擱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其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
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吻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說,即是自己功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
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
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文蔚雲:“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雲:“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
“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之言而後盡,在惟?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掛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纔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
“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個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裏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裏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
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功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功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耽誤人,不可不滌除耳。
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着實用功,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
已作書後,移臥檐間,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戇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爲罪。惟?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拼音
所属合集
譯文
來信已收到,看到你近來學問驟進,欣慰之情不可言表。仔細讀了幾遍,你雖然有一兩處理解不透徹的地方,那是因爲致良知的功夫還不純熟,等到真正純熟了自然就沒有這樣的情況了。就好比駕車,既已走上康莊大道,偶爾也會出現迂迴曲折的情況,這是馬性沒調教好,繮繩沒有勒齊的緣故,然而既然已經在康莊大道上了,就絕對不會再誤入歧途。近段時間,縱觀海內的諸位同志,認識能達到你這般高度的還不多見,我的高興用言語無法形容,真是聖道的幸運呢!我本就有咳嗽、怕熱之疾,進入炎熱的南方後,近來又嚴重複發。皇上聖明洞察,託付責任重大,不敢立即辭去。地方上的衆多軍務,均是帶病處理的。現在幸虧是把叛亂平定了下來,已經上本朝廷請求退休回家養病,如果能得以在家鄉消暑養病,或許病會慢慢好起來。現在我即將回家,趴在枕頭上給你回信,草草數語難以表達我的傾慕和企盼之情,另外,給陳九川的信請你轉交給他。
現就你來信所問的問題,草草答覆一二。近年來到山中講學的人,往往會說“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難。問個中原因,他們說稍有意念就是助,稍有不用心就是忘,所以覺得這功夫很難。我就問:“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他們無言以對,便開始向我詢問,我僅對他們說,我這裏講學,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是指時時刻刻要去“集義”。如果時刻去做“必有事”的功夫,間或有中斷,這就是“忘”,那麼就必須“勿忘”;如果時時刻刻去下“必有事”的功夫,而有時想快速見效,這就是助了,那麼就必須“勿助”。所以,集義的功夫全在一個“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是提醒罷了。如果集義的功夫一直未曾間斷,則不必再說“勿忘”了;如果原本不求速效,那麼就不必再說“勿助”了。是何等的明白簡易、何等的灑脫自在!現今放着“必有事”的功夫不去做,卻專一琢磨“勿忘、勿助”,這就像燒火煮飯,鍋裏還不曾添水下米,就去專心添柴燒火,不知道究竟能夠煮出來什麼東西?我恐怕火候還沒有調好,而鍋已經先被燒破燒裂了。最近那些專門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們犯的錯誤正是如此。每日裏憑空去做個“勿忘”,又憑空去做個“勿助”,奔奔忙忙,完全找不到着實能下手的地方,最終也只是做個死守空寂的功夫,學成了一個癡呆愚鈍的人,剛碰到一點難題,就心煩意亂,不能妥善應付,及時作處理。這些人也都是有志之士,無奈困於此糾結處,勞苦一生,耽擱一世,這都是錯誤的學術造成的,太可惜了。
“必有事焉”就是“集義”,“集義”就是致良知。說到集義時,或許一時還把握不住關鍵所在,但一說“致良知”,當時就能明白下工夫的地方。所以,我只說致良知。隨時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實實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誠意”;實實在在地致良知而沒有絲毫的私心雜念就是“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實實在在地致良知,那麼就沒有“忘”的毛病;沒有絲毫的私心雜念,自然也就沒有“助”的毛病。所以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就不必再說個“勿忘、勿助”了。孟子說“勿忘、勿助”,乃是就告子的毛病所開的處方。告子所以犯“助”的錯誤,是因爲他認爲“義”在心之外,不明白應在心裏“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纔會如此。若時時從己心上去“集義”,那麼良知的本體就會豁然開朗,人世間的是是非非自然就會纖毫畢現了,又怎麼會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毛病呢?孟子的“集義”“養氣”的學說,固然對於後世學者有益,但他也只是看病開方,說了個大概意思,不像《大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來得明白簡易,上下貫通,萬代永無弊病。
聖賢講學,多是因時因事而發,他們所說的好像各不相同,但他們的宗旨都是一樣的。這是因爲天地之間,原本只有這個性,只有這個天理,只有這個良知,只有這件事。所以,凡是古人就學問上講的功夫,就沒有必要摻雜搭配,自然會吻合貫通;若認爲需要摻雜搭配,那麼就是因爲自己的功夫還不夠純熟。最近有人認爲“集義”的功夫,必須摻雜搭配個致良知的功夫才能完備,那麼就是他對“集義”功夫的理解還不透徹。集義的功夫還不透徹,正好成了致良知的拖累。認爲致良知的功夫必須搭配上一個“勿忘勿助”的功夫才能夠明白,那麼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尚沒有透徹。致良知的功夫尚沒有透徹,恰恰成了“勿忘、勿助”的拖累。這都是在文義上勉強解釋、牽強附會,以求融會湊合,而不曾讓自己在真實的功夫上體驗,因此論述得愈是精細,離聖道也愈加遠矣。
你關於致良知的思路,在“大本達道”上已經沒有什麼問題了,至於“致知”“窮理”和“勿忘、勿助”等想法,還時不時有摻雜搭配的地方,這就是我所說的康莊大道中間的小小曲折處。等到功夫純熟後,這種情況自然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文蔚你認爲“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這能看出你近來所下的真切篤實功夫。從此處下功夫也無妨,也自有其道理,但如果從此把這當做定論去教別人,卻不免犯了因藥生病的毛病,所以我不能不說一說。
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的顯現處,唯有一個真誠懇切,這就是良知本體。所以,良知的真誠懇切用在侍奉父母上就是孝,用在尊敬兄長上就是悌,用在輔佐君王上就是忠,這裏只有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懇切。如果尊敬兄長的良知不能達至真誠懇切,那麼侍奉雙親的良知也不能達至真誠懇切;服侍君主的良知不能達至真誠懇切,那麼就是尊敬兄長的良知不能達至真誠懇切。所以能致輔佐君王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長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長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不是說輔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卻需要從侍奉雙親的良知上擴充開來。這樣做,又是脫離了致良知的本原,着力點放在了細枝末節上去了。良知只有一個,隨着它的呈現和流傳,自然完備充足,沒有來去,不需要向外假借。可是,良知呈現流傳的地方,卻有輕重厚薄之分,且絲毫不能增減,也就是所謂的“天然自有之中”。雖有輕重厚薄之分,且絲毫不能增減,但良知原本只有一個。雖然良知只有一個,但中間的厚薄輕重又絲毫不能增減。如果能夠增減,如果必須向外假借,就已經不是真誠懇切的良知本體了。這就是良知的妙用之所以無形無體,無窮無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的原因。
孟子所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的話,是就人的良知顯現發揮的最真切篤實、不被矇蔽的地方提醒人。讓人在輔佐君主、結交朋友、仁愛百姓、喜愛事物和動靜語默中,都只是致他那一念侍奉父母、尊敬兄長的真誠懇切的良知,那麼就自然處處是聖道了。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不可窮竭,但只要用致侍奉父母、尊敬兄長的真誠懇切的良知去應對,就不存在疏漏的問題,這也就是隻有一個良知的緣故。侍奉父母、尊敬兄長的良知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良知可以致了。因此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惟精惟一”的學說,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
文蔚你說:“想從事親、從兄之間,參透良知的學問。”就從自己用功得力這方面來說,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如果說獲得良知的真誠懇切以求盡事親、從兄之道,也不是不可以。程頤先生說:“施行仁義從孝悌開始。孝悌只是仁義中的一件事情,說它是行仁政之本是可以的,說他是仁愛之本則就不行了。”他的說法很正確。
諸如“不臆不信”“不逆詐”“先覺”等論斷,你認爲“只要內心真誠,即使是羊腸小道、迂曲防禦也都是良知的運用”,這種觀點很正確,偶爾有摻雜搭配處,前面已經說過了。陳九川的看法也不能算錯,在文蔚你這裏,需要採惟?的觀點才能夠全面詳盡,而在惟?那裏來說,又必須採納你的觀點之後才能清楚明白。不然,你們不免會各有偏頗。舜體察淺近的話並向樵夫請教,這並非淺近的話應當去思考,而是舜認爲當向樵夫請教,所以他才這樣做,這正是舜的良知顯現作用,光明圓潤透徹,沒有任何障礙矇蔽,這就是所謂的“大知”;如果自己執意孤行,他的“知”就變小了。講學中自然會有取捨和分辨,然而要在心地上紮實用功,卻必須這樣做才行。
關於“盡心”等三個方面,我曾用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來解說,已經明白無疑了。盡心、知性、知天的人,就沒有必要再說存心、養性、事天了,也沒有必要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經包含在其中了。存心、養性、事天的人,雖然還沒到盡心、知天的地步,但已經下了盡心、知天的工夫,因此也更沒必要再說“夭壽不二、修身以俟”,因爲“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存心、養性、事天之中了。比如說走路,盡心、知天的人,就好比年輕力壯的人,有能力千里馳驅;存心、事天的人,就好比兒童,僅能在院子中學習走路;“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的人,就好比是襁褓中的嬰兒,只能做到扶牆站立,開始學習邁步。既然已經能千里馳驅,就不必再在庭院中學習走路了,因爲在庭院中走路自然沒問題;既然已經能在庭院中學習走路,就沒必要學習扶牆站立,學習邁步,站立邁步這點事兒對他來說還算事兒嗎?但也要知道,學站立邁步是在庭院裏學習走路的開始,在庭院裏學習走路,是千里馳驅的基礎,這些都不是毫不搭界的兩件事,只是功夫的難易程度相差懸殊罷了。心、性、天,三者本質上是一樣的。所以,等到這三種人都能知曉、成功行道了,那麼結果是相同的,但是,這三種人的人品、才智是有等級差別的,不能超越等級而行動。
我仔細思考你的觀點,你的意思是擔心盡心、知天的人,會因摒棄了存心、修身的功夫,相反會對盡心、知天有所損害。這是擔心聖人的功夫會有間斷,卻不知擔心自己的功夫尚不真切。我們這類人用功,一定要專心致志地在“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上用功,只有這樣纔是盡心、知天功夫的開始。正如學習站立邁步是馳驅潛力的開始和基礎一樣。我才考慮他能不能站立邁步,又怎麼會擔心他不能千里馳騁呢?又何必去爲千里馳驅的人擔憂忘了站立邁步呢?你的見識原本就超然出衆,而從你所說的話來看,也還是沒有擺脫以前人們解說文章的習氣,所以你才把知天、事天、夭壽不二分作三部分,進行分析、綜合、比較,以求融會貫通,自添了許多講說不通的纏繞,反倒使自己用功不專一了。近來,那些憑空去做勿忘勿助的人,他們的觀點正是犯了這個毛病,這可是最耽誤人的,不能不徹底滌除乾淨。你談到“尊德性而道問學”這段,認爲其間是恰當統一的,再無可疑之處。這是你踏實用功之後才能說出來的話。這本不是什麼生僻難懂的道理,有的人之所以有不同意見,還是因爲他們的良知中有纖塵潛伏,如果除去這些纖塵,那麼自然沒有不豁然開朗的。
信寫完後,移臥屋檐下,偶爾無別的事,就又添了幾句。你的學問已將關鍵問題抓住了,這些問題待天長日久後自會理解,原本無需作如此的瑣細講解。然而,承蒙您的關愛,不遠千里派人趕來虛心請教,爲了不辜負你的一片心意,當然不可不說。但是,我又說得過於直率、瑣碎了,依仗你對我的厚愛,我想不會得罪於您的。我這一封信請轉錄幾份,分別寄給惟濬、謙之、崇一等人,尤承一體之好。
注釋
諦,即審。
膅膅蕩蕩,渺茫之意。
守寂,指佛道之學。
攙和兼搭,摻雜混合以牽強附合。
《中庸》第二十章:“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孟子·告子上》第二章:“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禮記·祭義》:“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中庸》第六章:“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詩經·大雅·板》:“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盡心”三節指《孟子·盡心上》第一章:“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竨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王守仁
明浙江餘姚人,初名雲,字伯安,別號陽明子。十五歲訪客居庸、山海間,縱觀山川形勝。好言兵,善射。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初,忤劉瑾,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瑾誅,任廬陵知縣。十一年,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鎮壓大帽山、浰頭、橫水等處山寨凡八十四處民變,設崇義、和平兩縣。十四年,平寧王朱宸濠之亂。世宗時封新建伯。嘉靖六年總督兩廣兼巡撫,鎮壓斷藤峽瑤民八寨。先後用兵,皆成功迅速。以病乞歸,行至南安而卒。其學以致良知爲主,謂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物。弟子極衆,世稱姚江學派。以曾築室陽明洞中,學者稱陽明先生。文章博大昌達,初刻意爲詞章,後不復措意工拙,而行墨間自有俊爽之氣。有《王文成公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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